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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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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者合影 |
鄧婧：中美應有效管控日本右翼風險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對於此次“習特會”高度關注。高市對這次會議的關注，主要是出於其持續推進日本“再軍事化”部署的考慮，高市力圖在今年底修訂新“安保法”，達成最終目標在任期內實現修憲。而影響中美關係波動的核心因素是台灣問題，美國對台灣問題的態度，直接關乎高市新版“印太戰略”能否順利推行。基於此次會談，中美雙方對構築“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達成共識。台海安全是影響東亞地緣政治的核心關鍵，但因美國國力的衰退，和中國國力的崛起，美國已無力全盤掌控亞太局勢，美國需要日本在亞太區域代替其行使部分角色，保持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因此，應警惕日本藉助美國提升其在亞太區域的自主性與影響力，推進實現“再軍事化”。
高市圖謀利用“台灣問題”重燃日本軍國主義
安倍晉三時期動搖了日本戰後確立的“專守防衛”原則，現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即是安倍政策的堅定繼承者。高市上任後的施政立場，高度複刻安倍時期的政治路綫，台灣問題依舊是高市政府鼓動軍國主義的政治籌碼。當代，日本政界為了修憲和拓展軍備，在強化日美同盟同時，不斷對外擴張日本的影響力和自主性，而運作台灣問題有利於其建構“中國威脅論”，對內也有利於其推進“新型軍國主義”。2025年11月，高市在接受國會質詢時，假設的台海發生戰爭，形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的表述，實質是日本政界從安倍第二任期至今，通過虛構“灰色地帶”事態影射台灣問題，力圖在政策、立法上拓展軍備的表現。台灣問題已然成為日本右翼政客復活軍國主義的關鍵籌碼。當前，自民黨與維新會組成的聯合政權，維新會在政治光譜上比自民黨更偏右，在失去公明黨這一“刹車皮”角色後，日本國家路綫恐會繼續走向極端，而台灣問題的籌碼角色會愈加突顯。
高市持續復活日本右翼國家主義路綫
“習特會”前，高市希望特朗普能先到訪日本。會談後，高市也積極爭取與特朗普進行通話，之後在受訪時表示，雙方就台灣問題進行了溝通。關於此次中美首腦會談後，日本涉台的戰略走向預測，短期基於美國壓力，高市政府或不會在台灣問題上激化矛盾，但從長期戰略上，台灣問題已然成為高市政府進行戰略部署的隱性要素。
一是鞏固日美同盟，持續推進“台灣有事”外交戰略。比起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時期，以所謂“民主自由”價值觀構築同盟的外交路綫，高市外交則是在強化美日同盟同時，推進暗含“台灣有事”的戰略叙事，以此推動解禁日本武器出口。高市上臺後頻繁進行外交穿梭，與越南、菲律賓、印尼、澳大利亞等國簽訂了“防衛”與“武器出口”協議，外交背後是高市預謀構築起，以日本為主導的區域性“抗中”同盟圈。高市內閣已在2026年4月21日，修訂了“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允許出口具備殺傷力的武器，日本放寬了武器出口限制，是對全球區域安全的極大威脅。特別是高市的“親台”立場，未來其可能會推進對台灣地區的武器出售與研發合作，透過美國或是盟國轉售台灣武器，更甚是推進修訂與台灣地區相關法案，推進兩地軍事合作。
二是強化情報與外交、安保嵌合的複合型戰略建構。高市取得政權後，建構以首相為中心、以國安情資為主的幕僚圈，強化其在國家安全、防衛議題上的主導權。高市沿用了安倍時期的人事布局，并且將外交體系、安保體系與情報體系相整合，力圖提升內閣情報系統的地位，設置與國家安全局同等級的國家情報局。現任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外務省出身的市川惠一，即是安倍時期“印太戰略”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官房副長官露木康浩則是前警察廳長官。2026年4月，日本衆議院已通過設立“國家情報局”的相關法案，該機構預估可在7月設立。
三是藉助“台海”議題，修訂“緊急事態”條款，在內政上推進強化官邸主導權。戰後，日本首相（官邸）權力與官僚體系一直持續對抗，小泉純一郎和安倍晉三時代是戰後日本官邸權力擴張的關鍵時期。小泉時期，通過修訂“有事三法案”，拓展了首相對自衛隊的領導權和對國家防衛的指揮權。安倍則是在第二任期，吸納資深官僚入閣，通過建立國家安全體系和情咨系統，進一步限縮官僚系統對官邸施政的影響。為強化日本軍備部署，高市同樣持續拓展首相對政策施行的主導權，高市特意選擇在2026年5月3日，日本憲法日這天表態，優先推進“緊急事態”條款修訂，5月14日，日本國會已開始正式審議“緊急事態”相關法案。該法案將賦予內閣在緊急事態下，可以制定等同於法律效力的“緊急政令”，法案直接提升了內閣的立法權限，這令首相可以“緊急事態”為由繞過國會施行政令。高市高調處理台灣問題的背後，是利用台灣問題製造“台灣有事，日本有事”輿論，為修訂“緊急事態”條款和拓展首相權力鋪路。
中美應聯合抑止日本涉台挑釁管控風險
當代日本國家主義回潮，不是時代的突發，而是戰後日本歷史沿革的產物。台灣地區作為日本在政治現實和歷史遺緒上有著重層影響性的地區，遂成為當代日本右翼政府推進戰略布局的關鍵一環。安倍時期通過主導“印太戰略”將美國留在了亞太，而作為安倍路綫繼承人的高市，構築的新版印太戰略則是要取代美國在亞太的位置，更進一步在日本的外交、安保與內政部署上全面推進擺脫戰後秩序，使之為實現修憲，讓日本成為所謂的“普通國家”。根據日本2025年公布的防衛白皮書，突出體現日本政府通過運作台灣問題對抗中國大陸的軍事指向性再進一步強化，無端指責大陸可能在“灰色地帶”封鎖海域，將大陸視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作為安倍路綫的繼承人高市，很大概率將長期主導日本政權，可預見，高市會持續運用台灣問題推進日本國家主義和鼓動民意。而也因此，日本政府對台灣問題的處理，在未來也將繼續成為中日關係穩定和東亞區域安全，最大的不確定性因素與安全隱患。
此次“習特會”最大的成果與確立的核心共識，即是中美兩國共管台海安全，區域安全風險的分歧管控符合中美兩國利益，而當前有效管控台海安全風險的關鍵，實質在於美國能否擺脫日本抑止中國以實現“再軍事化”的同盟綁定，真正反對“台獨”與日本軍國主義復活。
吳巍巍：結語
再次感謝今天到場的嘉賓們圍繞本次思想者論壇的主題發表真知灼見。大家普遍認為，此次“習特會”以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為框架，為兩國關係未來一段時間的發展走向奠定了基調，特別是對台海局勢的管控（共管“台獨”）達成戰略默契。在這一局面下，台灣問題被前所未有地置於中美關係的“核心”與“紅綫”位置。習主席所強調的“處理不好，兩國就會碰撞甚至衝突”的嚴正表態，清晰地劃定了中方的底綫。對此，美方的回應是，特朗普回國直言“不希望有人推動獨立”，警告台灣勿幻想美國會為“台獨”而戰。這再次說明了“台獨”不具備任何國際法理與現實可行性。當中美兩大國在“管控風險”上達成共識，意味著“台獨”勢力的外部空間被徹底壓縮，所謂“倚美謀獨”徹底淪為偽命題。無論是“台獨”分裂勢力，還是外部干涉勢力，最終走向其窮途末路。中美關係從博弈走向戰略穩定，不僅為台海局勢設置了“防護欄”，也再次證明了兩岸同屬一中的法理與歷史事實，國家統一大勢不可阻擋。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6年6月號，總第342期，P16-3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