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1日電／7月31日，被外界稱作“日版中情局”的日本“國家情報局”正式掛牌，并召開首次“國家情報會議”。這不僅是日本二戰後情報體制的重大改革，更是日本極力掙脫戰後80餘年和平約束的標志事件；不僅是二戰時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課”特務體制的歷史複刻，更是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明目張膽的現實複活。不同於戰前赤裸裸的軍國主義暴力機器，如今這個超級情報中樞以行政改革為外衣、以商貿網絡為載體、以合規立法為掩護，更具集權性、隱蔽性、進攻性、危害性。日本政府借重現“特高課”，打造服務於擴軍備戰的“新戰前情報體系”，完成了新型軍國主義的一片重要“拼圖”。
“特高課”的罪惡基因與未竟清算
近代以來，日本情報體系的構建與演變深植於其軍國主義歷史之中。在日本預謀發動的歷次侵略戰爭中，情報機構都發揮了“情報先行”的重要作用。
日本“特高課”全稱“特別高等警察課”，於1911年8月在東京警視廳正式組建，最初隸屬內務省，它依托《治安維持法》構築雙層恐怖體系：對內鎮壓反戰人士、清算異議知識分子、管控全民思想輿論，以高壓恐怖完成對社會的軍國主義捆綁；對外侵入華夏腹地，測繪地形、刺探軍情、殘害抗日力量，成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核心爪牙。隨著軍國主義擴張，“特高課”演變為戰爭動員工具。
二戰結束後，日本被美國軍事占領。1945年9月22日，杜魯門政府公布《日本投降後美國對日初步政策》，對日本進行非軍事化及民主化改革。駐日盟軍總司令部解散了“特高課”等日本戰前的情報組織，監禁了其高層及骨幹成員，驅逐了政府中的軍國主義分子及極端民族主義者。
但冷戰開始後，美對日本戰前情報人員由監禁驅逐轉為吸收利用，這為日本重建情報機構提供了可乘之機。為獲取蘇聯情報，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以歷史研究名義招募原日軍參謀本部次長河邊虎四郎、情報部長有末精三、作戰課長服部卓四郎等人為其服務，這些人此後成為日本組建內閣情報調查室的班底。可見，歷史上“特高課”的罪惡基因一直未被徹底根除，而是仍根植於日本政治體系中，隨時都可被喚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