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例外為韓國提供的空間仍然有限。田奉根認為，沙特協議至少削弱了將鈾濃縮視為絕對禁區的邏輯，韓國可憑借核電運營、核電出口、安全監管以及核不擴散方面的長期記錄推進相關討論。但沙特獲得特殊安排，是其地區戰略價值、市場規模及美沙相互需要共同作用的結果，韓國難以僅憑“沙特獲准，韓國也應獲准”的公平性主張取得進展。
李成訓還提醒，沙特案例若在美國國會和核不擴散陣營引發強烈反彈，華盛頓反而可能為阻止例外擴散而對韓國提出更高標準。此外，據目前披露的信息，相關安排可能包括美國設施的排他性使用、雙邊保障監督和嚴格技術控制，這些條件也未必符合韓國核工業的技術自主性和長期利益。
兩份報告的政策建議雖有側重，但都強調，韓國應把民用濃縮的必要性明確界定為核燃料供應穩定、能源安全和核電出口競爭力問題，並以國內法律制度和可驗證的核不擴散措施增強對美說服力。相關協商可從共同研究、受控技術合作和分階段方案著手，同時將核動力潛艇合作同民用濃縮、後處理談判分軌管理，避免有關訴求被視為追求核潛力。
沙特案例留下的是一扇窄門，而非一張通行證。韓國若要把這一變化轉化為協商空間，首先需要以制度化的核不擴散信譽，支撐其關於核燃料供應鏈、能源安全和韓美產業合作的訴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