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成昊表示，這說明美國對華科技競爭正在從“卡住上游”轉向“上下游同時設防”。從過去聚焦芯片、設備和高端算力，擴展到AI模型、機器人、電力設備和應用終端。所謂“小院高墻”的“院子”正在擴大，政策也從限制中國獲取美國技術，逐步轉向限制中國優勢產品進入美國市場，致使科技安全與產業保護之間的界限進一步模糊。
近期中國貿促會組織企業家代表團赴美交流，美國工商界也對維持兩國基本貿易表達了關切。孫成昊認為，工商界和民間對話具備三大功能：
首先，可以向決策者提供制裁、關稅和供應鏈調整的真實成本，防止政策討論完全被國家安全敘事主導。美國商會近期也主張，對華限制應當具有針對性，並保護不構成真實安全威脅的低風險貿易、投資和資本流動。其次，企業對話能夠幫助雙方識別哪些產品可以被劃入“非敏感貿易”範圍。第三，民間渠道可以傳遞政策底線和風險感知，尤其是在官方溝通受國內政治約束時，有助於減少對對方意圖的誤判。
“不過，工商界對涉及台灣、先進芯片、軍事技術和人權制裁等問題的影響有限。”孫成昊說，其現實作用不是逆轉戰略競爭，而是盡可能保住經貿關係中的可合作地帶，並阻止安全邊界無限擴張。
展望下半年中美經貿關係走勢，孫成昊預測，更可能呈現總體相持、局部摩擦增多的格局。雙方都不願重回全面關稅戰，一方面是因為元首外交仍在推進，另一方面是因為雙方正在嘗試通過中美貿易委員會對部分非敏感商品實施有限度的關稅削減。
然而，在人工智能、機器人、先進芯片、關鍵礦產、涉疆供應鏈等領域，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特別是科技與關鍵礦產可能形成相互聯動的博弈鏈條，在“以限制回應限制”的邏輯下，局部行動極易產生升級累積效應。
針對如何在安全邊界與經濟效率之間取得平衡，孫成昊認為，首先需要更清晰地定義“真正的國家安全風險”，避免僅憑產品國別或企業身份實施一刀切限制。其次，應建立透明的證據、申訴和退出機制，使企業能夠知道為何被列入清單以及如何整改。再次，可以通過中美貿易委員會劃定一批不涉及軍事和關鍵基礎設施的低風險產品，恢復正常貿易。最後，對可能造成重大供應鏈衝擊的措施，應建立事前通報和磋商機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