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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民族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中評社 海涵攝） |
中評社北京9月12日電（記者 海涵）中央民族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12日在北京一場座談會上表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不僅要處理台灣回歸後的治理問題，也涉及重構中國與世界制度性關係。方案設計除了考慮內部治理性的權力安排以及台灣民心回歸，還應充分考量外部風險以及回歸後的台灣如何與世界建立新的制度性關係。
“一國兩制”港澳實踐與“兩制台灣方案”制度設計及有效治理座談會12日在香港大學北京中心舉行。座談會由香港“一國兩制”研究院、香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中央民族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聯合主辦，二十餘位深耕兩岸關係、港澳事務、法學、政治學領域的專家學者與會。
田飛龍表示，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提出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實際上回應了“九二共識”中“兩岸共謀統一”的問題，為兩岸共謀統一指出了框架、方法和路徑。
他認為，今天討論“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既是在回應“兩岸共謀統一”的問題，也是在思考中國以何種方式與世界相處。
田飛龍指出，以往關於台灣方案的討論中，外部關係維度仍顯不足，即使涉及外部關係，也較多集中於反介入、反干預，而對統一之後中國、台灣與世界如何相處、如何來往關注不夠。
“如果回來的台灣面臨西方整個體系性封鎖，我們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絕對不是成功的。”田飛龍認為，成功的標誌並不只是“回來”，還包括怎樣“高質量回來”，最大限度減少外部封鎖、制裁和切斷給台灣以及整個中國帶來的影響。因此，應思考如何爭取世界多數國家支持、認同中國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談及和平統一與“非和平”問題，田飛龍認為，不應簡單陷入“和統”“武統”的二元話語框架。界定“和統”“武統”的標準應更多看最後時刻，而不是過程。他認為，統一過程中武力可以發揮施加必要壓力、塑造必要態勢的作用，關鍵是如何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福祉，並使統一過程同時成為國族重造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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