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1日電（作者 李彥良）四年前，新上任的阿爾巴尼斯政府面對跌至谷底的中澳關係，提出了“在可以合作處合作，在必須反對時反對，基於國家利益開展接觸”的對華關係三段論。此後，在中澳兩國的共同努力下，雙邊關係企穩向好，政治對話、經貿聯繫與人文交流也不斷恢復。但在四年之後的今天，中澳關係將向何處去？上周，上研院團隊時隔三年再次訪問澳大利亞，與澳大利亞政府、智庫專家及高校學者就中澳關係開展了交流。我們注意到，在雙邊關係的平靜水面之下，一些趨向仍值得關注和深思。
一是當前雙邊關係的“穩定”狀態是更進一步的基礎，還是對關係預期的上限？對比三年前的訪問，我們明顯感覺到，澳大利亞政策界對當前雙邊關係的現狀頗為滿意，對進一步改善中澳關係似乎並不那麼急切了。在工業脫碳、人工智能等領域，似乎建立對話渠道本身已是足夠的進展。對正在開展的中澳自貿協定十年盤點，許多澳方專家也並不看好能在原有協定基礎上取得重大突破。儘管一些學者將政府在對華關係上的進展緩慢歸因於反對黨的壓力，但對剛剛在去年的大選中取得歷史性勝利，並有望在未來較長時段內連續執政的工黨政府而言，這種解釋似乎並不那麼令人信服。
二是中澳既有的經貿和人文合作空間日益受到模糊的“國家利益”概念的侵蝕。從達爾文港到北方礦業，中企在澳的投資正繼續面臨外資審查的壓力；今年8月澳外長黃英賢宣布終止澳國立大學與山東大學聯合辦學項目，更被視為兩國教育合作中的一項標誌性事件。儘管澳方官員強調上述案例僅是滄海一粟，並不代表中澳教育交流的整體趨勢，但缺乏透明度和明確標準的“個案審查”無疑對民間合作帶來顯著的寒蟬效應。本次訪問中，許多高校學者也表達了對此的憂慮，並認為今年以來兩國教育合作面臨的政治審查正在收緊。
三是澳方在戰略和安全議題上的對華成見並未緩和，反而在澳戰略圈內不斷呈現自我強化的態勢。如在地緣戰略、網絡安全、與南太島國關係等議題上，一些澳方的政策界專家認為其對中國的判斷是無需討論的事實，將其默認劃歸到“在必須反對時反對”的架構中，忽視兩國在相關議題上事實存在的共同關切與對話空間。這種對重要議題溝通與對話的缺失，使中澳關係當前的“穩定”看起來更像是一種脆弱的“動態平衡”。這些因素不免使人隱隱擔憂，中澳關係雖不太可能再像4年前那樣，陷入戲劇性的自由落體，卻可能正“穩定地”滑向衰退。
總的來看，這種趨勢的形成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從文化認知看，澳大利亞對華的意識形態偏見仍長期存在。作為白人意識形態占主導地位的西方國家，澳大利亞對自身政治制度有著根深蒂固的優越感。儘管特朗普的兩次執政令美式民主失去神話色彩，澳大利亞人對美國的觀感也因此直線下降，但許多澳大利亞人仍然相信，只要特朗普的總統任期結束，一切都會重回正軌。另一方面，與澳大利亞有著截然不同制度的中國不僅保持了政治的長期穩定和經濟的高速增長，在前沿技術領域也正不斷取得突破，令澳大利亞進一步產生了失衡與焦慮的心態。
二是從戰略傳統看，“對被拋棄的恐懼”使澳大利亞長期陷於依賴美澳同盟的慣性之中。近年來美國實力的相對衰弱及其引領國際秩序意願的降低則進一步加劇了澳大利亞的這種恐懼。尤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初，其“美國優先”和“唐羅主義”的政策取向令澳大利亞倍感受傷，其交易式外交特質更引發了澳大利亞對“越頂外交”甚至“中美共治”令澳大利亞利益受損的擔憂。但在這樣的背景下，當前澳大利亞戰略界的主流仍試圖通過加深與美國的戰略綁定緩解自身的焦慮。本次重訪堪培拉可以明顯感覺到，隨著澳大利亞在“奧庫斯”和關鍵礦產合作與特朗普治下的美國重新穩固了戰略聯繫，澳大利亞戰略界已不再如去年初那樣焦慮，重新回到了其“以美澳同盟為綱”的戰略舒適區。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對華戰略認知被澳大利亞政策界逐漸“內化”，仿佛助美“競贏中國”成為了澳大利亞自身的利益之所在。
三是從國內政治看，澳大利亞在中澳交惡時期遺留的政策慣性仍然存在。2022年的大選中，工黨政府從自身政治利益的角度出發，並未從根本上改變澳大利亞對華政策的底層邏輯，而是在以更務實方式穩定中澳關係的同時，強調其在安全與國防政策上的“連貫性”。澳大利亞安全部門的對華鷹派繼續通過外國投資法、對外關係法等既有框架賦予的審查權力限制中澳合作的深化；國際經濟的泛安全化傾向和人工智能等顛覆性技術的興起，則進一步擴大了安全部門在國家對外政策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展望未來，中澳關係是否會就此“溫和地走進良夜”？在此我作一些個人的思考：第一，澳大利亞近幾次大選的經驗已經不斷證明，經濟與民生才是真正決定澳大利亞民眾選票的關鍵所在。作為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中澳經貿關係的發展特別是在數字經濟、綠色經濟、服務貿易等前沿領域合作邊界的拓展，符合澳大利亞自身的經濟利益。第二，在國際秩序從美國霸權向多邊主義不可逆轉型的動蕩變化期，維護國際多邊主義、促進國際自由貿易、實現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是中澳雙方的共同利益之所在。第三，在氣候變化、人工智能、地區發展援助等議題上，中澳雙方有著相通的利益訴求與關切，需通過政策協同而非分轍兩向實現有效的治理。應該說，衹有“在一切可以合作處合作，在一切有分歧處對話，尋求兩國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才能讓中澳關係真正走上穩中向好的正確軌道。當然，對澳大利亞而言，這需要戰略想象力，也需要政治魄力。
（作者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外交政策所所長助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