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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兩國元首時隔四個多月再度會面。（圖片來源：新華社） |
中評社台北9月26日電（作者 馮國豪）今年中美兩國元首兩度會晤，台灣問題始終是外界高度關注的焦點。5月在北京會晤時，習近平主席就曾指出，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問題，處理不好可能將兩國關係推向危險境地；9月華盛頓會晤，中方再度表示，希望美方堅持反對“台獨”的立場，慎重處理台灣問題。
更值得注意的是，習主席在5月歡迎特朗普訪華的宴會致詞中表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讓美國再次偉大”完全可以並行不悖、相互成就；9月訪美前的書面講話，再度使用相同表述。這不只是外交辭令，也透露出北京對中美關係的基本定位：中美可以競爭，但不必走向對抗，更不應讓台灣問題成為兩國衝突的引爆點。
反觀台灣，面對今年兩次習特會，或許更需要的不是猜測華府下一步，而是重新檢視自己的戰略盲點。筆者據此提出“三思”、“三要”給台灣執政當局做一個戰略性思考。
第一，要思考美國對台支持的“天花板”與“價格”。
5月習特會後，台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曾提出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特朗普的交易型外交是否可能使台灣議題成為中美談判籌碼？9月習特會前，台媒同樣把台灣是否成為中美交易籌碼列為重要觀察議題。
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必然“出賣台灣”，但至少說明一件事：大國外交首先考量的是本國利益。當美中在關稅、稀土、AI、投資及其他重大議題上尋求妥協時，台灣不能只看到美國對台安全承諾，也必須評估相關支持的成本、條件與界線。把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外部力量之上，本身就是值得檢驗的戰略風險。
第二，要思考否定“中華民族”與“九二共識”所產生的政治代價。
習主席兩次習特會均把台灣問題放在中美戰略關係的重要位置。對北京而言，台灣問題並非一般外交議題，而是涉及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的核心問題。
因此，台灣若持續以對抗性語言處理兩岸關係，就必須回答一個現實問題：在兩岸政治分歧持續存在的情況下，除了依賴美國之外，台灣還能否建立降低風險、避免誤判的其他管道？與其沉浸於政治口號，不如重新討論兩岸既有歷史、“憲政”與政治現實之間究竟存在多少可以對話的空間。
第三，要思考“唯美是從”是否反而壓縮台灣的自主空間。
今年兩次習特會顯示，中美領導人可以直接就台灣問題交換意見，而台灣並非談判桌上的直接參與者。這個現實值得台灣社會冷靜面對：當兩個大國討論如何管控台海風險時，台灣究竟是主動塑造局勢的一方，還是被動接受局勢變化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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