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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總統特朗普24日在白宮南草坪舉行超隆重的歡迎儀式，致辭中出人意料地提起了一個源自中文的詞彙--“工合”（Gung Ho）。 |
中評社香港9月30日電（評論員 楊流昌）此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赴美國事訪問，美國總統特朗普24日在白宮南草坪舉行超隆重的歡迎儀式，致辭中出人意料地提起了一個源自中文的詞彙－－“工合”（Gung Ho）。他說：“正是當年美國海軍陸戰隊與中國人的接觸，啟發他們借用一個至今仍在使用的中文詞彙‘工合’。海軍陸戰隊用它來表達極大的熱情，但這個詞在中文里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工作’。”
在中美關係仍高度複雜的當下，美國總統選擇用一個近九十年前的中國詞彙來為雙邊關係定調，這一細節值得細讀。
“工合”從抗戰烽火中走來
“工合”是“工業合作社”的簡稱，全稱“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口號是“努力幹，一起幹”。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中國沿海城市相繼淪陷，約80%的現代工業毀於戰火，大批工人失業、難民如潮。在此背景下，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夫婦與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等中外人士，在上海醞釀了一項富有創造性的計劃：在內地鄉村組織失業工人和戰爭難民成立生產合作社，以小型工業、手工業方式生產日用品，既支援抗戰、改善民生，也發展內地工業。艾黎為這項運動起了一個好記易懂的名字——“工合”，既是“工業合作”的簡稱，也暗含“共同工作”之意。
1938年8月，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在武漢正式成立。蔣介石、宋美齡任名譽理事長，孔祥熙任理事長，路易·艾黎任技術總顧問。理事會成員囊括國共兩黨要員：國民黨方面的王世傑、邵力子、張治中，共產黨方面的林伯渠、董必武、鄧穎超，以及沈鈞儒、黃炎培等民主人士。工合運動從一開始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產物。
工合運動得到國共兩黨高層的共同肯定。毛澤東在延安曾說：“組織建立這種工業合作社，八路軍和我本人，表示極大讚賞和熱情歡迎。”1939年9月，毛澤東致信工合國際委員會主席何明華主教：“我贊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國組織建設許多小型工業。對於你在這一事業上的熱心，以及你在幫助我們抗戰中所取得的光輝成就深表感佩。”
國民黨方面同樣給予了高度重視。蔣介石在1940年生產會議訓詞中，專門談及中國工業合作運動，該訓詞以《蔣委員長談中國工業合作運動》為題，刊載於《雲南工合》期刊。宋美齡在1939年為工合事業題詞，呼籲“鼓勵並支持他們通過自己的努力養活自己、獲得自身的尊嚴”，認為“工合運動，因為他們創建的原則，能夠極好地實現這個目標。所有為創辦工作給予的物資援助，都將是為樹立民眾抗戰的勇氣，也是為重建遭到侵略者罪惡毀壞的國家的支持”。宋慶齡則在香港發表廣播講話，稱讚“在中國沒有比工合更適時、更有意義的社會運動了”。
孔祥熙起初對工合態度冷淡，但在武漢抗日團體和宋氏姐妹的影響下轉變態度，最終由財政部撥款予以支持。他在1939年7月19日重慶中國工合第一次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記錄。
到1941年，合作社數量最多時達到約3000個，社員近3萬人，援助了30多萬失業者和難民，生產了包括紡織、鑄造、皮革、造紙、軍毯、軍服等500餘種軍需民用產品。工合運動被譽為“經濟國防線”，在一定程度上為困境中的民眾和軍隊解決了燃眉之急。正如有研究指出，工合運動“得到國共兩黨一致認可和支持”，是全面抗戰時期最重要的經濟救助運動之一。
1939年，宋慶齡在香港發起創建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面向美、英、加拿大、新西蘭等國募集援助。截至1945年底，工合國際從各國籌集到國際捐款和捐贈物資價值上千萬美元，為支援抗戰作出重要貢獻。可以說，工合運動本身就是一場國際合作運動，它由中外人士共同發起、共同推動，是中美兩國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並肩戰鬥的真實縮影。
“工合”如何進入美國文化
“工合”一詞進入英語世界，主要歸功於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埃文斯·卡爾遜。1937年，卡爾遜以美國駐華武官身份考察中國抗戰，接觸到八路軍和工合運動，深受其齊心協力精神的感染。他曾說：“我試圖建立自己在中國見到的那種工作精神，所有士兵都為同一個理念奉獻，並一起努力實現目標。”
1942年，卡爾遜將“工合”定為他所指揮的海軍陸戰隊第二突擊營的座右銘，該部隊因此被稱為“Gung Ho Battalion”，在太平洋戰場突襲馬金島等行動中創下戰績。1943年，以卡爾遜突擊營為題材的好萊塢戰爭片《Gung Ho！》上映，使這個詞在美國民間迅速流傳。此後，“gung－ho”被收入英文詞典，語義從最初的組織名稱演變為形容詞，表示“極度熱情、充滿幹勁”，進入了美國日常語言。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致辭中特別指出：美國海軍陸戰隊用它“表達極大的熱情”，但“在中文中它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工作’”。這一對比本身就耐人尋味——中文原意強調的是“合作”，英文衍生義強調的是“熱情”。特朗普選擇在元首峰會上回溯這個中文詞的本源含義，顯然不是即興發揮。
特朗普總統為何在峰會上主動提及“工合”
特朗普此舉，至少可以從三個層面理解。其一，這是一次精心設計的“歷史連接”。習近平主席在致辭中回顧了中美並肩抗擊法西斯侵略的歷史，特朗普則以“工合”予以呼應。此前美國總統講二戰，敘事重心多落在美國自身；而這一次，變成了中美雙方團結協作的共同記憶。這種敘事轉換本身就傳遞了一個信號：美方選擇以合作而非對抗的歷史框架來定位當前兩國關係。
其二，“工合”是少有的兼具中美雙重文化基因的詞彙。它誕生於中國抗戰、由美國人傳播至美國、被美軍採用並寫入詞典、最終以美國總統之口回到中美外交舞台。
正如有評論所指出的，“工合”的來處，是中美在特定時代背景下，在血與火中鑄成的價值認同。用它來為雙邊合作定調，比任何外交辭令都更具歷史厚度和情感共鳴。
其三，“一起工作”這四個字在當下有明確的現實指向。特朗普總統當天在致辭中說，美中兩國曾並肩作戰，“我期待同習近平主席繼續攜手合作，為美中兩國開創更加美好的未來”。從共同抵抗日本軍國主義，到共同應對人工智能治理、氣候變化等時代挑戰，中美兩國面對的“共同工作”清單在更新，但需要“並肩作戰”的邏輯沒有變。
對發展中美關係及兩岸關係的啟示
“工合”精神對今天的中美關係，至少有兩點啟示。第一，合作是中美關係的歷史常態，也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工合運動證明，即便在最困難的戰爭年代，中美兩國人民也能跨越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為了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當習近平主席在回信中提到“發揚傳承艾老‘努力幹，一起幹’的工合精神”時，他指向的正是這種超越分歧、聚焦合作的行動邏輯。此次峰會雙方同意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將“尊重”置於“公平、對等”之前，這與工合精神所蘊含的平等協作內核一脈相承。
第二，“工合”提醒我們，中美關係的根基在人民。工合運動不是政府間的宏大協定，而是由記者、工程師、工人、士兵這樣一個個具體的人共同推動的事業。卡爾遜把“工合”帶回美國，靠的是他在中國戰場上的親身經歷和對中國人民的敬意。今天的中美關係，同樣需要這樣的“民間底座”，當兩國人民之間的理解與信任足夠深厚，政治關係就有了抵禦風浪的韌性。
第三，“工合”精神對兩岸關係同樣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工合運動誕生於全民族抗戰的烽火之中，國共兩黨雖存在深刻分歧，卻在民族存亡之際選擇了合作。蔣介石、宋美齡、孔祥熙等國共兩黨高層共同參與工合領導工作，本身就是“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生動寫照。這種超越黨派分歧、共赴國難的精神，對於今天的兩岸關係有著跨越時空的參照價值。
更值得關注的是，“工合”精神在兩岸交流中並未中斷。2011年，中國工合成功組團赴台考察，會見了國民黨上層人士江丙坤、蔣孝嚴等，連戰為中國工合題詞“嘉惠工商”以作誌念。連戰作為國民黨重要領導人，以“嘉惠工商”四個字肯定工合事業的歷史貢獻與當代價值，說明“工合”所承載的合作共贏理念，在台灣地區同樣得到認同與尊重。這一題詞不僅是歷史的迴響，更是兩岸共同珍視工合精神的現實印證。
從抗戰烽火中的工業合作社，到白宮歡迎儀式上的一個中文詞，再到連戰“嘉惠工商”的題詞，“工合”穿越了近九十年的時空，跨越海峽兩岸，承載的不僅是一段中美並肩抗戰的歷史記憶，更是一種樸素而堅韌的信念：無論分歧多大，只要願意“努力幹，一起幹”，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對於中美關係如此，對於兩岸關係亦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