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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李其澤。（中評社 資料照） |
中評社台北10月3日電／9月30日晚，習近平在國慶招待會上的涉台談話，將去年“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改為“堅決打擊‘台獨’分裂勢力”，刪去“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加入“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推進祖國統一大業”。有人從“打擊”讀出戰爭逼近，也有人從“和平發展”看到降溫訊號。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李其澤指出，這兩種解讀都跳過了關鍵問題：北京準備用哪些工具，讓這些話產生效果？
李其澤在梅花新聞網撰文指出，政治語言值得重視，因為它替政策界定方向，也替官僚體系提供行動依據。但講話不是作戰命令，刪去一句主權宣示也不等於放鬆主權主張。這段話真正值得台灣分析的，是交流、懲戒與統一被放進同一套政策框架。北京希望爭取一部分人，同時提高另一部分人的行動成本；台灣則必須辨識這套框架如何落實，以及人民有哪些保障。
首先必須修正“習近平首次改口”的說法。7月1日中共建黨105週年講話，已使用“堅決打擊‘台獨’分裂勢力”；9月28日王滬寧在另一場國慶招待會，也把打擊分裂勢力、反對外部干涉與深化融合發展並列。9月30日是這套措辭再次出現在最高領導人的重要場合，不能寫成突然出現的新方針，更不能僅憑幾次講話便認定已成永久固定用語。
陸委會7月回應“舊調重彈”，有其理由：北京追求統一、反對“台獨”的基本目標沒有改變。但目標不變，不表示工具與執行強度也不變。政策分析須把三件事分開：政治目標是否改變，手段是否擴充，措施是否真正執行。若只回答第一件事，就容易忽略人民正在承受的具體壓力。
今年更值得注意的是受詞從“行徑”轉為“勢力”。前者著重行為，後者更容易指向人員、組織及其支持網絡。不過，過去北京早已使用分裂勢力的說法，也已對個人與機構實施懲戒，因此不能說一個字的更動創造了新制度。較合理的判讀是：領導人的語言更明確對接既有懲戒機制，使政策重點從抽象立場轉向可辨識的對象。
2024年6月21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與司法部聯合發布俗稱“懲獨二十二條”的意見。它依據既有刑法與刑事訴訟法，細化相關罪名及程序，不是另行制定一部新的刑事法律。文件納入教育、文化、傳媒、國際往來等行為類型，也規定通緝、財產處理及缺席審判，部分嚴重情形可判死刑。
這些規定的問題，在於政治認定與刑事責任被緊密連接。哪些言論屬於公共辯論，哪些活動構成分裂犯罪，台灣社會與北京並無共同標準。當教育、文化與新聞活動也可能被納入認定，受影響者就不只是在台灣推動“修憲”的政治人物，也可能包括研究者、媒體工作者及公民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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