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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月，中美領導人共同承諾要建立“積極、合作以及綜合性的中美關系”。 |
然而，中國政府官員不但沒有聲明過這樣的戰略是中國真實的政策，而且他們卻還總是向著相反的方向進行強調。不過，在中國的准官方媒體以及研究機構裡，可以找到足夠多的材料來支持上述理論，其認為比起合作，中美關係更多地將朝對抗發展。
在美國存在一種理想主義傾向，將其戰略關注放大成了與整個非民主世界的戰鬥。一些人認為，權威政權天性脆弱，通過民族主義以及擴張主義的論調與實踐來獲取國內支持。在這些理論之中，無論美國的左派還是右派都找到了可以施以擁抱的片段——在中國的國內結構中，會滋生出緊張以及衝突。他們相信通過全球範圍內民主體制的勝利，而不是對合作的訴求，普世的和平將最終到來。
對此政治科學家愛倫．傅萊堡（Aaron Friedberg）就有寫道，“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不會有什麼理由去懼怕自己的對手，其會更少地使用武力來與之打交道。”因此，“拋開精密的外交行為不談，美國戰略的終極目標應該是掀起一場革命，即便是一場和平的革命，也將能夠橫掃中國當局，並留下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然而，在中國這一邊，對衝突的解讀卻是遵循著一種相反的邏輯。他們將美國視為一個遭受重傷的霸權國家，它決心挫敗任何可能的挑戰，而在這其中，中國則是最值得注意的一個。一些中國人認為，不論中國如何強烈的地尋求合作，華盛頓固化的目標都將仍舊是通過軍事部署與條約承諾來壓制一個成長中的中國，進而阻止中國重拾“中土之國”的歷史角色。從這個視角出發，任何與美國進行的持續性合作都是自我毀滅的行徑，因為它服務於美國想要平庸化中國的那個高於一切的目標。
甚至在面對美國文化以及科技的影響時，系統化的敵對有時都會被認為是一種固有的存在，其有時則被故意塑造成一種與中國國內共識以及傳統價值所保持一致的壓力。一些最為激進的聲音認為中國在面對敵對趨勢（例如中國南海的領土爭端）時，所持的立場過於消極，在領土主權爭議方面，中國應該敢於與鄰國進行對抗。在戰略分析師龍濤（音）看來，“理由，則是進行超前思維，首先進行的攻擊可以防止事態逐漸脫離控制……發動一些小規模的戰鬥能夠制衡那些挑釁者，不讓它們得寸進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