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楊麥倉 山東省煙台市 工程師
土地相對於農民而言，１０％的功能是一塊一年只能產生有限收益的商品，而９０％的功能體現在它是社會穩定的緩衝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所以在農民承受了巨大的改革成本情況下，社會卻依然穩定，就是土地政策的穩定成就的，土地是農民的養老保險、是失業保險，雖然土地的這種穩定功能正在逐漸退化，但這次金融海嘯中它仍然會起到中流坻柱的作用。
農民工第二代已經長大，他們處於城市與農村的夾縫中，回頭不識禾與草，前行面臨門檻高。這種對自我身份的不確定，必然形成龐大的城市邊緣貧民和農村無地游民，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應知道，這個特殊的群體，歷來是產生革命的溫床，是社會不穩的淵藪。
土地問題歷來是中國最敏感的問題，這次土地改革，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中許子東教授認為國內學術界很奇怪，對此爭執很少發聲，按道理講，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一次重大轉變，應該是與１９７８年走改革路綫決定分量相當，為什麼人們很少去討論它，或者說沒有形成規模相匹配的討論。對於土地經營權流轉他表達的憂慮有三（大意如此）：一是土地經營權流轉沒有設定必要的限制條件，如直管幹部的回避制度等；二是土地用途變更缺少剛性，變更用途誰說了算，存在權力尋租；三是法律環境，農民的保有土地的意願不會得到有力保障，個體農民不具有討價還價的地位。這些憂慮都是切中要害的。
回顧歷史，在一個不發生改朝換代的有限年代段裡，不管統治者是否有意為之，土地的大量集中，是一種不可逆轉的過程，要逆轉它，唯一的方法就是改朝換代，需要付出高昂的社會代價，生產力倒退，民衆的生命財產化為無有，十室九空。這種高昂的社會代價是現代社會所付擔不起的，所以對土地權利的慎重操作是必要的。
不要對我們可以輕鬆跳出歷史周期的循環抱有太大的信心。不要認為現代相對於古代，生產力有了巨大的飛躍，管理方式上又有了高層次的細膩操作，就可以擺脫歷史動力的束縛，達到西方發達國家那種土地非常集中，又不發生社會問題的狀態。要達到發達國家那種狀態，是有前提條件的，也是要付出相當的社會成本的，不知我們那些精英們是否留心到。這部分社會成本難道天生又該由農民來承受？
完整而有力的法律環境、完美無缺的土地經營權流轉制度程序，全履蓋的農民保險、保障制度，仍然無法保證土地經營權流轉對社會不形成巨大衝擊，這種衝擊力會在２０年到５０年中全部釋放出來，他就是就業壓力和養老壓力，這種壓力的緩解機制被取消，要求連續工作壓力使中國經濟再也不能承受與這次金融海嘯規模相當的的衝擊，抗衝擊能力大幅減弱；社會管理上抗風險能力也會削弱，會發生現在不會引起風波的事件，在將來會形成巨大的連環效應。社會的減震器被拆除了，我們的社會管理水平真得已達到不需要它的程度了嗎？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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