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勇 廣西南寧 助理研究員
時下與朋友坐下交流,難免會觸及中法問題,但是令筆者有所保留的意見是:看,我們國家強大了,從此什麼也不怕了,痛快!毋庸置疑,導致中法關系陷入今天低谷形勢的起因在法方,但是現在如果讓強大成為我們願意任憑這種對抗局面延續的理由,是不是有點不可接受?
實力變強不應成為我們不懼怕對抗甚至是坦然接受僵局局面延續的理由。目前中法關系僵局出現的原因不是說誰實力強大不強大的問題,從觀念問題上探源,是源於東西方圍繞“主權與人權”觀念上的差異與衝突。著名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曾在北京的演講中就指出,我們正走向全球一體化,超乎國家之上的機構正在增加,傳統內政受到挑戰。這種思想與理論在西方被廣泛認同,在西方“普世價值觀”那裡,所謂民族、民主、宗教問題越來越被西方發達國家認同為世界意義上的“人權”問題,如果這些問題繼續被一國主權所限制,就容易引發專權甚至是暴政管制下的人道主義問題,因此西方不少人提出的聯合國改革方案中不乏變革主權管轄範圍的設想。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卻對此持保留觀點,近年來中國以及亞非拉的許多國家不斷因此受到西方的無端指責。
可以看到,中國與法國都在指責各自干涉對方內政。在法國看來,西藏問題是“人權”意義上的宗教問題,不屬於分裂國家的主權問題,而中國反對薩科奇見達賴才是干涉法國內政。我們認為,達賴集團是借宗教文章搞分裂國土的行動,法國總統執意接見中國的“叛國者”就是在間接慫恿分裂,就是幹涉中國內政,中國要求停止該行為是在捍衛國家主權。顯然,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在於達賴集團的行為是否屬於一國內政的問題,因此,中國如果已經拿出了足够的證據證明了達賴集團分裂國家的本質,而法國態度依然堅決不讓,不給出中國人民一個滿意的答複,那麼誰在樂意延續對抗不言而喻,畢竟無論法國的“人權”意識多麼超前,至少目前的聯合國憲章還沒有將以宗教為幌子搞分裂國家的行為認定在國家主權管轄範圍之外。中國不害怕與法國對抗不是出於實力變強了,而是出於捍衛各個國家共同遵守的聯合國憲章之精神,捍衛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事業。
也許,許久以來,我們習慣了用實力的思維定勢來解釋國際關系中的冷熱現象,甚至很少有人對此提出質疑。筆者的朋友透露的一個學校“惡作劇”值得我們思考。我們高中歷史課“鴉片戰爭”告訴學生的結論是,“弱國無外交”,“落後就要挨打”,課下,一個大家夥將小不點打了,去老師那裡評理,大家夥詭辯道:老師,你不是教導我們“落後就要挨打”嗎?所有在場老師哭笑不得。那個年代,清帝國“挨打”的原因不僅僅是實力不濟,更重要的還有它的觀念不能接受革新,它不懂得西方自威斯特法利亞體系確立以來的通用國際交往慣例與規則。“落後就要挨打”可以成為激勵一個民族奮發向前的動力,但是不應成為一個民族不變的教條,試問如果“弱國無外交”真的是現實,那麼多小國、弱國何以能在強權林立的無政府國際社會中生存并發展?如果我們的認知始終停滯在實力決定所有的膚淺詮釋層次上,看待任何現象就慣性地簡單化地將其歸結為實力的角度,其結果就是不自覺地就掉入西方話語權的陷阱。否則,中國就會無意中送給西方一個“實力不濟,就忍氣吞聲;實力強大,就居高臨下”的反面印象,而這恰恰為他人提供了散布“中國威脅論”的口實與借口。
“王道”與“霸道”之策本來是我們傳統文化中的東西,但是近代以來利用得最好的是美國而不是中國。美國之所以能成就為今天的全球超級大國,主要靠的不是大棒,而是蘿蔔,顯然就是“王道”而不是“霸道”。美國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上升為世界強國以來,攻城略地,強取豪奪并沒有成為美國對外行動中的主流現象。我們得承認,在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上,美國的存在對於幫助我們保全山東甚至是全國範圍的形式主權,至少在客觀上也起了一定作用。不管世界各國如何憎恨美國的“單邊主義”,至少,美國能够通過各種手段與策略樹立起其作為世界“仲裁者”的形象甚至是保護弱小民族國家的形象,這一點很值得我們深思與學習。
贏得國際尊重的不單純是實力,我們一直在談“軟實力”,但是我們必須承認,至今,我們對它的理解與實踐卻還是那麼的差強人意。“實力”、“動武”不應該動不動成為我們大家觀察應對國際問題的態度與話語,如果作為飯後茶餘的談資也就罷了,但是如果讓這些觀念成為主導我們的主流思想,肯定不利於中國的“和平崛起”。我們不懼怕衝突,更多的應該是出於維護國際公正與道義,而不是盲目的自恃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