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勇 廣西南寧 助理研究員
對於秩序的追求是一直是世界政治家的執著夢想。以1648年歐洲大國簽訂《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為標志到1945年二戰結束，是歐洲強國主導國際社會秩序的三百年。以1945年紐約聯合國成立為標志，國際政治舞台重心最終實現了由歐洲向美國的轉移，而由美國主導的嶄新的“制度霸權”秩序一直延續到今天，而且看起來似乎還要持續一段時間。
美國“霸權”戰略的最精明之處在於：美國戰略家一直在謀劃將不同類別的國際社會行為體納入到由它掌控的秩序框架之內，換句話說，就是努力通過各種手段將各種國家或者國際組織塑造成幫助美國支撑現有秩序的積極力量。
美國的這一戰略被證明是相當成功的，至少截至目前，六十餘年來的二戰後秩序還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最先，美國牽頭制服了飛揚跋扈的德國與日本；近半個世紀的“遏制”馴化了桀驁不馴的蘇聯；十餘年來，又在塑造資本主義“新歐洲”方面成績不菲。現在，將中國的發展規制在美國所期望的國際秩序框架之內運行，已經逐漸成為美國應對中國崛起主流戰略共識。
在中華帝國在相當長的其時期內，與大多數亞非拉落後國家一樣處於歐洲與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邊緣。儘管自1840年以來，中國不少志士仁人努力通過模仿西方道路的方式來靠近該秩序，以圖獲得相應的民族地位與尊嚴，可惜夢碎連連。直到1921年中國新生力量共產黨的誕生，民族複興的曙光似乎才真正光顧中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啓了中國民族複興的新時代。六十年來，中國似乎一直在美國主導的秩序內外徘徊。六十年前，中國被迫選擇了與美國秩序對抗的“偏離主義”路線，結局是與世界差距不斷拉大。三十年前，中國開始轉變游離於美國秩序之外的“輸出革命”外交路線，推行靠近美國、與西方合作共贏的“外交革命”新路線，結果是與世界差距不斷縮小。然而，當面對要中國加入“G8”的邀請時，中國卻猶豫了，而美國對邀請中國加入“富國社交俱樂部”的邀請也不那麼樂觀其成。
中國能否最終跨進美國秩序的門檻取決於三大挑戰的解決：美中不同國際秩序觀、“中國道路”的認同度以及秩序內中國權力的獲取。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以上問題化解的前景不容樂觀，因為技術層面上美國願意助推中國融入相應國際制度以期約束中國的前進方向，而戰略層面上美國卻不樂見中國被賦予越來越大的權力分享。沿襲了30年的走近美國秩序的外交路線還能在拓展中國國家利益的道路上走多遠，是一個巨大的問號。此時此刻，中國外交又走到了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之際，思考面向2021（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中國外交新戰略對於推進民族複興大業更具有劃時代意義。
面對最終能否最後融入現有秩序內的巨大挑戰，中國必須“兩手準備”。可以繼續推行基於維系國內穩定以及與美國合作的保守主義外交戰略，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必須加大與美國討價還價的力度，本著責任換權力的原則，竭力爭取在相應秩序層次內的發言權。但是，如前所述，這一途徑本身存在很大風險，如果最終我們的收獲與預期相距甚遠，我們就必須考慮這一複興努力破產後的退卻路徑。所以，與此同時，中國也要準備規劃我們自己的秩序“新世界”。為達此目標，是到了推動我們外交思想，地緣戰略與軍事戰略革新的時候了。如此，即使有一天發生被人拒之門外的一幕，我們也不會為今天的行動而後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