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彬 北京 高校教師
春運問題是中國獨有的一個現象，政府和全社會應當放開思路獨立思考，特別是要打破來自西方經濟學的條條框框，這才有可能找到減緩春運困境的有效辦法。由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巨大的人口基數，春運困境不可能得到解決，所以政府和社會方方面面不應當抱有太高的期望，但是又不可因此而不作為。
在過去的幾年裡，管理層的行為充分暴露了一個問題：政府以多大程度幹預市場經濟才合適、甚至幹預市場經濟本身是否合適，管理層對這兩個問題一直沒有明確的想法。方今席卷全球的經濟風暴已經清楚無誤地對這兩個問題給出了答案。事實上，只有社會和經濟處於常態的情況下，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才會起良性作用；在反常情況下（特別是危機來臨時），市場之手反而會起推波助瀾的壞作用－－此時政府不僅要介入，而且應當強力介入。（所以，在常態的時候，政府依然要適度介入，以防止經濟進入臨界狀態或反常狀態。）
春運問題就是一種非常態的狀況，而且是中國獨有的，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管理層大可不必因為自由經濟學派的觀點而自縛手腳。事實上，春運時期黃牛猖獗恰恰是市場經濟起作用的表現：“回家過年”這種文化和心理需求沒有其他的替代品，人們不會因為票價高或者票源吃緊而卻步，如果鐵路運輸部門依然依照常態的運作方式去處理春運問題，黃牛們不去哄搶車票反而是咄咄怪事！黃牛的存在（而且這種存在是正常的）恰恰說明了市場機制自身已經不再起良性作用了，故政府在此時則不可缺位。
幾億人口在縱橫幾千裡的國土上幾天內完成一次遷徙（回家）和再遷徙（返回工作崗位），其規模實際上甚於一場軍事調動，所以政府各部門應當從軍事調動的角度來看待春運問題。而軍事調動最根本的一條就是：統一、有序。我認為這就是減緩春運壓力的基本原則。所以，政府在此時應當理直氣壯地介入，讓自由經濟學派閉嘴。
我把個人的一些想法作為引玉之磚：
第一，延長春運衝擊波的持續時間。政府應當協調和規定全社會各個行業放假和複工時間，直至細化到每個企業內部的部門或人員。我的意思就是，宏觀上規定一個企業放假的次序，最基礎的產業部門（例如建築行業）最先放假，服務業和政府部門最後放假；微觀上則在每一個企業內部按照不同的分工規定一個類似的順序。國務院一旦宣布春運開始，全社會就按照這個次序陸續放假；等到春節結束後再按照相反的次序複工。這類似於計算機裡面的電源管理程序：全社會劃分為一系列的模塊，各個模塊陸續停工而不是在春節前的最後一兩天同時停工。
這樣做勢必造成不同行業的假期不等長的問題，這可以通過年假制度和輪班制度來協調。
第二，基於第一條，社會各界每個人基本上可以提前兩三個月制訂自己的出行計劃。所以，鐵路部門可以提前兩個月開始賣春運期間的往返票。這些車票必須是實名制的，票價保持為平時的價格，登車時間允許有兩到三天的餘量。為了落實好實名制，登車時采用閱讀乘車人的車票、身份證（或指紋）的驗證方式。旅客在訂票之後出現變動的可以參照民航機票的管理辦法。
到了春運開始後，鐵路部門繼續賣票，但是將會大幅度提高票價 (50%-100%的漲幅)，同時仍然考慮使用實名制方法。
上述手段主要是為了解除票販子的生存條件。
第三，鐵路部門升級軟硬件和運作方式。硬件上，出了提速、增修綫路之外，旅客出站、入站的驗證方式、安檢設備……都是能够提高運力、維護秩序的有效方式。此外，春運期間應該盡可能壓低貨車的流量。相信這些手段鐵路部門目前都在做著。
更重要的，由於前面第一條和第二條的引入，鐵路部門的調度安排應當實現自動化的動態調度管理，這是有效利用現有硬件的最重要的手段，也是第一、二兩條能够實施的技術保證。動態的調度管理系統應當能够做到：根據事先預訂的車票作出初步的車次安排計劃；對持有預售票的人員的退票和修改綫路或車次作出反應；預售車次未滿員時作出臨時售票的反應；最重要也是最有挑戰性的就是，臨時車票供不應求的時候自動添加臨時車次、自動規劃綫路、自動安排司機和乘務員的調度。實際上，這個課題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經濟價值和軍事價值。
第四，在法制上為上述幾條的實施做好保證。特別是監督好票務的運作，建立春運車票的分銷機制，保護好分銷商、乘客和鐵路部門的權利。
最後，公路運輸、海運、河運和航空業也應當被規劃到春運計劃中來，成為一個協調的整體而不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各自為戰。
總之，中國的春運問題在規模上是不可消彌的，大家不能期望太高。惟其如此，我們唯有減輕其強度、增加其有序和可控程度。而這需要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面對和思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