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歐陽文章 北京 經濟學研究學者
歷史上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曾經有過兩次成功的合作。歷史發展到今天，國共兩黨的第三次合作已經開啓。我認為，這一次的國共兩黨的合作主題很鮮明，這就是兩岸統一是兩黨第三次合作的最大任務。
一、民族利益：國共兩黨前兩次合作的政治基礎
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是國共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第一次國共合作(1923—1927年)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為了集中力量反帝反封建，決定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實行合作。1923年6月，國民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1924年1月20日，孫中山在國民黨一次代表大會上，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改組後的國民黨由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變成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革命聯盟。
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以後，革命得到全面迅速的發展，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主要表現在：第一，中共幫助國民黨組建省、市地方黨部。許多共產黨員擔任國民黨省市級黨部負責人。第二，中共和共產國際幫助國民黨創建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為革命軍隊培養造就了一批軍政人才。第三，工農運動得到大力開展。中共領導了廣州沙面罷工和海陸豐農民運動，並且幫助國民黨在廣州創辦了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四，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開，首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和農民同盟軍問題。中共四大以後，全國掀起國民會議運動、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把革命推向高潮。第五，經過兩次東征和南征，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了統一和鞏固。第六，長期沉寂的北方革命運動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1926年底到1927年初，北伐戰爭勝利進軍，席捲大半個中國，全國反帝愛國情緒不斷高漲。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和以兩湖農民運動的發展，進一步把國民革命推向高潮。第一次國共合作掀起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中國共產黨也有了極大的發展。
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建立的合作，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後，中國共產黨為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1933年1月，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首次提出紅軍準備在三個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對日作戰的協定。這三個條件是：（一）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二）立即保證民衆的民主權利；（三）立即武裝民衆創立武裝的義勇軍。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又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確表示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實行對日作戰，紅軍願立刻與之攜手，共同救國。宣言建議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黨派、團體、名流學者、政治家和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籌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並呼籲各黨派和軍隊首先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從理論和政策上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提出“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瓦窑堡會議後，共產黨一方面積極促進“一二九”學生運動後全國人民中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浪潮，另一方面盡可能地向國民黨上層領導人和軍隊將領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1936年5月5日，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政府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將“抗日反蔣”政策轉變為“逼蔣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信中再次呼籲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迅速確定了和平解決的方針，並應張學良、楊虎城的邀請，派周恩來、葉劍英等人赴西安談判，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６項條件。為了促進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之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時提出四項保證：如果國民黨將上述五項要求定為國策，共產黨願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秦邦憲（博古）、葉劍英、林伯渠等與國民黨代表蔣介石、宋子文、顧祝同等，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進行了多次關於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談判。但因國民黨方面堅持取消共產黨組織上的獨立性，取消紅軍，取消革命根據地的主張，雙方沒有達成協議。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向北平西南的盧溝橋發動進攻，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發布通電號召全中國軍民團結起來，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中央將《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交蔣介石。《宣言》提出發動全民族抗戰、實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項基本要求，重申中共為實現國共合作的四項保證。17日，中共代表周恩來等在廬山與蔣介石繼續談判。同一天，蔣介石發表了準備抗戰的談話。1937年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八一三事變），揚言３個月滅亡中國。由於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地直接受到威脅，8月14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同蔣介石等就發表中共宣言和改編紅軍問題，在南京舉行第五次談判，蔣介石被迫同意將在陝北的中央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了爭取抗戰勝利的全面抗戰路線。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中央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開赴華北抗日前線。10月間，又將在南方十三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任命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張雲逸為參謀長，開赴華中抗日前線。在共產黨的催促下，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實際上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
二、兩岸統一：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的重大主題
日本投降後，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終止，中國發生了三年的內戰。今天兩岸分治的現實，就是當時出現內戰的結果。因此，當前國共兩黨合作的重大主題就是盡快結束政治對立，實現兩岸統一。
國家的統一是中華民族的最大政治。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生存共同體，中國戰爭史的主流是謀求統一的戰爭。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够保持發展上的連續性，為世界所僅見，就在於文化認同與國家統一相輔相成。可以說，國家統一的理念是中華民族的與生俱來的“胎記”，是人們普遍的價值取向與理想追求。國家統一對於中國歷史進步的正面意義乃是毋庸置疑的，它所帶來的直接結果，是政治秩序的正常，社會生活的穩定，生產水平的提高，文化建設的繁榮，邊疆開發的擴展，民族關係的和諧，並為賑濟災荒、抵禦外侮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只有運用高明卓絕的智慧，實施巧妙恰宜的手段，才有可能實現國家統一這個偉大的政治理想。在這個過程之中，有一些具有共性的規律，這就是軍事鬥爭的開展和經濟文化的融合，乃為歷代實現國家統一的兩條基本途徑，這中間又以軍事鬥爭為主導手段，包括以軍事為後盾的和平統一。一方面做好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全方位的準備，先立於主動優勢的地位，把握住國家統一進程的主宰權；另一方面制定正確可行的統一戰爭方略，以確保實現既定的國家統一的戰略目標。只有國家強大和統一，才能平等參與嚴酷的國際競爭。否則，再古老優秀的文化也難免重蹈古希臘、古波斯的命運。中華民族的歷史比任何個人和群體都偉大，中國的統一事業超越任何個人和群體的利益。當今海峽兩岸的政治家和政治群體在歷史上的最終定位，一個重要的標准，就是以對待中國統一的態度來論定。中華民族需要萬衆一心以最堅決的態度鏟除分裂主義勢力，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所以，國家的統一是中華民族的最大政治。
“一國兩制”是兩岸統一的科學構想。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的“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既體現了實現祖國統一、維護國家主權的原則性，又體現了充分考慮台灣歷史和現實的高度靈活性。江澤民同志《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講話，概括了“一國兩制”的基本內容：統一以後實行“一國兩制”，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台灣保持原有的制度。“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統一後，台灣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台灣同外國的民間關係不變，包括外國在台灣的投資及民間交往不變。台灣作為特別行政區有高度的自治權，擁有立法權和司法權（包括終審權），可以有自己的軍隊，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自己管理。中央政府不派軍隊、行政人員駐台，而且在中央政府裡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我認為，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要達成以下共識：(一)一個中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堅決反對任何製造“台灣獨立”、“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等分裂活動。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在一個統一國家的範圍內，對統一後的各項事宜做出安排。台灣被宰割、被殖民的歷史將不會重演；違背台灣同胞意願的專制政權將不會再現。(二)兩制並存。在祖國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同時在台灣、香港、澳門保持原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三)高度自治。兩岸統一後，台灣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不同於中國其它省區市的高度自治權。不僅台灣同胞現有的各種權益將得到切實尊重和維護，而且他們希望獲得的其他權益也將得到充分實現，真正實現當家作主的鳳願、充分行使選擇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權利、更加廣泛、直接地參與管理國家大事。我們相信，隨著兩岸關係的發展，廣大台灣同胞將越來越多地認同和支持“一國兩制”，願意按照“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兩岸和平統一。
三、改革開放的變化：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的社會條件日臻成熟
由於大陸改革開放30年時間的發展，大陸社會的經濟結構已經由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發展為多元經濟結構，即社會除了公有制經濟之外，還有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同時伴隨著經濟結構的多元化，大陸除了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之外，又重新產生了資產階級。大陸現階段資產階級的來源，其中大部分是改革開放，特別是實行市場經濟以後湧現出來的私營企業主。在這些私營企業主中，包括外商獨資企業主、混合經濟中的外商及中國的私營企業主、國有企業轉制後由國企老總轉變為私營企業主、農村由於土地使用權長期化並可以有償流轉而積累較多土地的農場主，還有大量的個體工商戶等。外商和資本規模較大，且與發達資本主義有著依附或聯繫的私營企業主應該算作是大資產階級，其餘可以算作為中小資產階級。
既然中國存在著幾個階級，那麼每個階級必然要求有自己的政黨來代表它。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本質上就是特定階級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階級政治力量中的領導力量，是由各階級的政治中堅分子為了奪取和鞏固國家政治權力而組成的政治組織。一個政黨它不可能是各階級的根本利益的統一代表，它只能是本階級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它必須維護本階級的根本利益。如果是執政黨，在階級還不可能消亡的時候，它為了保持社會和諧，只能是在維護本階級利益的基礎上，照顧好其他階級的利益要求，搞好各階級利益的綜合平衡。看一個政黨究竟是代表哪個階級的利益，不是看它的黨章和講話，而是看它的實際行動。現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結構，與當年毛澤東設計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基本相同，而當年國共兩次合作，都是在新民主主義基礎上合作的，我們現在搞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當年新民主主義有著許多異曲同工之處。因此說，國共第三次合作的社會基礎已經出現，給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帶來了可能性。實現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對國共兩黨本身和海峽兩岸都有好處。對於國民黨來說，上台執政最大的問題和挑戰是快速搞好台灣的經濟發展，給台灣人民創造一個較陳水扁更好的生活環境，鞏固國民黨的執政地位。但要快速發展台灣經濟，大陸這個大市場不能不占有一席之地。與大陸搞好經濟合作，是台灣經濟快速發展且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重要途徑。對於大陸來說，最大的收益至少可以暫時少去了台獨的煩惱和麻煩。前兩次合作給國共兩黨帶來了雙贏，推進了社會進步。相信如果國共兩黨看清形勢，真誠地實行第三次合作，一定會給國共兩黨再次帶來雙贏，推動中國社會更大進步，從而加快中華民族振興的步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