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張維為 推介：馬堯海 南京 教師
別了，南斯拉夫
我是1986年7月以英文譯員的身份陪同總理訪問南斯拉夫的。我們的專機一早從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起飛，不到一小時，就抵達了貝爾格萊德上空，從飛機往下俯瞰，說句老實話，我們驚訝了，下面是是寬敞的高速公路和無數飛速駛行的轎車，還有點綴在青山綠野中的一棟棟橘紅色房頂的小別墅，從經濟窘困的羅馬尼亞來到繁榮富裕的南斯拉夫，這個反差太大了。
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謝黎是位資深的外交官，非常簡明扼要地給我們介紹了南斯拉夫的情況，他說“可以用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來概括南斯拉夫”：一個國家、兩種文字（俄文字母和拉丁字母）、三種語言（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馬其頓語、斯洛文尼亞語）、四種宗教（東正教、天主教、耶穌教、伊斯蘭教）、五個民族（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馬其頓、黑山）、六個共和國（塞爾維亞、斯洛文尼亞、波黑、克羅地亞、黑山、馬其頓）、七個鄰國（阿爾巴尼亞、希臘、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奧地利、意大利）。
當時南斯拉夫的人均住房面積已達18平米，平均每8人就有一輛轎車，市場看上去很繁榮。但繁榮的背後已經隱藏了危機，如通貨膨脹、政治權力過分下放等。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幾乎只剩下了外交和國防的權利。鐵托總統1980年5月4日去世後，南斯拉夫聯邦政府實行了國家元首集體輪流的做法，結果無法形成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六個共和國都各自為政。鐵托生前的經濟政策也有嚴重的失誤，他總想對各個共和國一碗水端平，沒有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沒有形成一個統一、高效的國內市場。塞爾維亞一位學者後來對我說，鐵托的做法就是如果塞爾維亞要建一個鋼鐵廠，那麼其他幾個共和國也要建一個，結果在南斯拉夫境內建了一大批經濟效益低下的“政治工廠”。
回想起來，當年鄧小平反複強調中國要搞兩個開放，一個是對內開放，一個是對外開放，以及兩個市場，一個是國內市場，一個是國際市場，這是極富有遠見的。所謂對內開放和國內市場，就是建成一個巨大的、統一的、高效的國內市場，并以這個市場為後盾與國際市場對接，這樣中國就有了自己的實力和本錢，也有了國家統一的堅強經濟基礎和制度構架。中國現在雖然還存有不同程度的地方保護主義，但通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的統一市場，這對中國的長治久安具有重要意義，對於中國最終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將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回想起來，1986年的南斯拉夫已經非常開放。兩國總理舉行會談的聯邦大廈（1999年被北約導彈擊中）一樓大廳，布置的像一個現代藝術博物館，展示了一批大幅的現代派繪畫作品和抽象派的雕塑作品，效果很好。在巨大的空間內展示抽象藝術品，給人一種天馬行空的視覺震撼，但整個氛圍還是渾然一體、氣勢磅礴。南斯拉夫總理米庫利奇為中國貴賓舉行的歡迎宴會，沒有選在國賓館或五星飯店，而是選在當地藝術家、詩人和小資最喜歡相聚的酒吧街，大概相當於上海今天的新天地和北京的什刹海，那時的中國還沒有這麼時尚的地方。
宴會在一個叫做“三頂草帽”的酒吧餐館舉行，雙方都沒有正式的發言，大家圍著幾個長長的木桌，喝南斯拉夫自己生產的葡萄酒，吃地道的貝爾格萊德風味牛排，還有一位留著小胡子的中年歌手和他的三人小樂隊，邊彈邊唱，為我們助興。歌手唱了許多愛國歌曲，其中一首叫《南斯拉夫頌》，坐我邊上南斯拉夫一位外交官對我說，1980年鐵托逝世後的那些日子，無論你走到哪裡，人們都唱這首歌，廣播電台也不停地播放這首歌，“我們一定要團結，這是鐵托總統生前的囑托”。
小胡子歌手還為我們談唱了一首他自編的歌，名字叫《歡迎遠方來客》，歌詞大意是：“貝爾格萊德的心臟跳動起來了，因為我們迎來了遠方偉大國家的友好使者。在這動蕩的世界上，人分為好人和壞人，但來到這兒的都是好人。歡迎你們，這裡有南斯拉夫人民的美好祝願。有詩人說過，友誼和愛情開花的地方，就是貧窮和寂寞死亡的地方”，塞文翻譯是個中文說得很好的小夥子，把歌詞譯得恰到好處，像一篇美麗的散文，把我們的晚宴的氣氛推向了高潮，大家起立舉杯共祝“中南友誼萬古長青”。說句老實話，我們這代人，都有某種南斯拉夫情節，我們都看過《瓦爾特保衛塞拉熱窩》，都知道南斯拉夫游擊隊抗擊德寇英勇善戰，都知道毛澤東主席說過：鐵托像鐵一樣硬。同樣，南斯拉夫老百姓也大都知道中國紅軍的萬裡長征、知道毛澤東和鄧小平。
後來我們又啓程去訪問斯洛文尼亞，這是南斯拉夫最富裕的省份，緊鄰奧地利，下榻在鐵托生前居住過的官邸。我問飯店的接待員，您是南斯拉夫什麼地方的人，她給我一個燦爛的微笑，“我是南斯拉夫人”。我一下子意識到這是南共長期教育的結果，大家只說自己是南斯拉夫人。不說是哪個共和國的人。這和中國不一樣，在中國，你可以說自己是湖南人、江西人，因為大家不言自明，都是中國人，但“南斯拉夫人”這個概念是需要培植的。後來的發展證明：南共長期的政治教育敵不過民粹主義者煽動的民族主義情緒。塞爾維亞駐日內瓦聯合國機構大使沃克維奇曾對我說，“現在回想起來，鐵托在世時，大家對南斯拉夫的認同還是很強的。如果鐵托能够多活幾年，也許我們就可以完成與歐共體的談判，使整個南斯拉夫作為一個整體加入歐盟，這樣後面的國家解體和戰爭，大概都可以避免了。當然，現在一切都已無法挽回了”。
南斯拉夫解體首先由經濟危機引發、持續的通貨膨脹，最高時曾達到2400%，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各種罷工事件不斷。1988年開始，米庫利奇政府已有點風雨飄搖。接替米庫利奇的是馬爾科維奇，他對南斯拉夫的問題把握得比較到位，他後來曾這樣回憶：南斯拉夫當年的政策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把市場與資本主義等同起來，沒有進行更為徹底的市場改革。二是整個南斯拉夫的經濟變成了“契約”經濟，不是那種根據市場經濟規律形成的“契約”，而是根據一些政治原則，通過行政手段達成“自治協議”。工人和管理階層之間、共和國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企業之間的都有各種協議。一旦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就會影響一大片，甚至影響整個國家的經濟運作。這種聯系不是有機的、市場的，而是人為的、行政的，其離心力甚至大於向心力。
在西方推動的“民主化”浪潮衝擊下，南斯拉夫整個知識界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話語，而這種話語的核心是一個天真的夢：只要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南斯拉夫面臨的所有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一種激進的革命氣氛迅速形成，南共聯盟的地方黨部也先後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話語，紛紛推出了一個比一個更為激進的政治改革方案，斯洛文尼亞共盟於1989年3月首先提出了“結束一黨制，實行多黨制”，之後整個政治局勢的演變得一發而不可收，聯邦政府和南共聯盟的中央機構被完全架空。實際上，這不是一黨制與多黨制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在南斯拉夫在特定的國情下，推動西方希望的政治變革一定會導致國家的解體和戰爭，但一般民衆和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當時都沒有看到這一點。
1990年7月，南聯邦通過了《政治結社法》，正式實行多黨制，一個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現了2百多個政黨，而贏得最多選票的都是高舉民粹主義大旗的政黨，他們的口號就是“斯洛文尼亞屬於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屬於克羅地亞人”、“科索沃屬於科索沃人”，口號越激烈、越極端，越能贏得選票。1991年，從斯洛文尼亞開始，一個接一個的共和國宣布獨立，脫離聯邦，南斯拉夫“內戰”隨即全面爆發。
第一個承認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獨立的是德國。盡管多數歐共體成員還有疑慮，他們的疑慮不是因為他們贊成維持南斯拉夫的統一，而是認為從歐盟有關法律文件來看，宣布獨立的克羅地亞在人權問題上，還沒有能力保障當地少數民族（塞族）的權利，造成了20多萬塞族人遷徙塞爾維亞的難民潮。但德國以歐盟應統一對外為由，游說歐共體成員承認這兩個國家的獨立。我後來問過塞爾維亞的一位資深外交官，怎麼解釋德國如此熱衷於承認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的獨立。他認為，剛剛實現了統一的德國要重建其勢力範圍，斯洛文尼亞是其近鄰，而克羅地亞在二次大戰期間是德國的傀儡國。不管這個觀點是否站得住腳，但歐洲大國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原則、犧牲別國的利益，則是毫無疑問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