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德國一般有好感，因為德國對二次世界大戰做了認真的反省，這與日本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但是在南斯拉夫解體這個問題上，我認為德國的行為是極不負責任的。即使南斯拉夫這個國家應該解體，也不應該用這種打開潘多拉盒子的方式來解體。但德國也好，整個西方也好，很少顧及別人利益。當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在德國和西方的支持下獲得獨立後，南斯拉夫境內的戰爭就像多米諾骨牌，一場接一場發生，最終導致了20多萬人喪生，無數致殘，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創下了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最大的人間悲劇。
當2007年德國總理默克爾夫人，在總理府會晤達賴喇嘛的時候，當2008年西方媒體幾近瘋狂地為藏獨叫好的時候，當不久前法國總統薩科奇又會見達賴喇嘛的時候，我的感覺就是：如果中國某一天自己內亂了，最終導致台獨、藏獨、疆獨勢力泛濫的話，美國、德國、法國，乃至整個西方都會出來承認，他們一定會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什麼人權啊、民族自決權啊。實際上他們內心深處都有強烈的意識形態情節：對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今天的中國就是一個放大了幾十倍的東德。他們不了解，也不願意了解中國人在自己的歷史上經歷過多少動亂，每次動亂又導致多少家破人亡。他們不理解為什麼今天的中國人如此珍惜自己國家的穩定和發展，不願意去相信現在是1949年以來中國人最好的時候，更不願意接受中國人走自己道路的堅定決心。當然，中國不是前蘇聯，也不是前南斯拉夫，他們這種願望注定是要落空的，鄧小平早在1982年就擲地有聲地說過：“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
整整20年後，我又踏上了舊地重游的征途。我是2006年7月從克羅地亞的首都薩格裡布坐長途大客車進入那個曾令我心動的貝爾格萊德，就在中國迅速發展的20年中，塞爾維亞卻經歷了一個又一個災難，特別是科索沃危機引來了北約的密集轟炸。我抵達的貝爾格萊德長途汽車，仿佛是20年前中國一個縣城的汽車站，人聲鼎沸，塵土飛揚，賣票的地方人山人海，6、7個人走過來拉我坐他們的計程車，還有要求換外幣的。但出了車站，貝爾格萊德還是那麼一種大都市的氣派，寬闊的街道，漂亮的歐式建築，遍布城市每一個角落的咖啡館，衣著得體的男男女女，只是商店的橱窗和擺設給人感覺已經大大落伍了，還有北約轟炸留下的許多殘垣斷壁。
我把行李放在旅館，要了輛計程車趕往那家令我難忘的“三頂草帽”酒吧餐館，好像哪個地方也保留了我青春的一部分，盡管那只不過是一場獨特的晚宴。我碰到了飯店的老板，一說起20年前的事，他說，“我知道，我知道，那是我父親時候的事”。於是他進入內屋，從一個紅色的大櫃子裡拿出了厚厚的貴賓簽名册，并很快找到了當年鐵托的簽字。指著鐵托的筆跡，他感嘆：“老頭子來這裡吃過好幾次飯，他是我們最懷念的人。老頭子死了以後，我們的國家就每況愈下”。他還說，“從整個70年代到80年代初，那是我們最好的日子”。他不無遺憾地說，“鐵托是政治家。一人一票選不出鐵托，卻選出了米洛舍維奇，最後國家都垮在這些政客的手裡了”。他還憤憤不平地說，“你看，現在科索沃又要獨立了”，我可以理解他的感情，你只要想一想這20年塞爾維亞人所經歷過的大災大難。但他最後還是笑著對我說，“經歷過戰爭的人都喜歡一句話：‘不管怎樣，我還活著’，活著就應該感到幸福”，他舉起手裡的杯子，和我一起把那苦澀的塞爾維亞啤酒幹完了。
我那天還在旅館裡碰到一位剛從上海回來的塞爾維亞電器商人，他說，“你們上海日新月異，每半年出版一張新的上海地圖。我們這裡是每半年換本護照，先是南斯拉夫護照，後來是塞爾維亞和黑山共和國護照，現在大概又要變成塞爾維亞共和國護照了，因為黑山共和國幾天前也宣布獨立了”。他的感嘆真是一語道出了中國與南斯拉夫兩個國家在過去20年的不同命運和滄桑。
從貝爾格萊德坐車去波黑共和國，邊界檢查很嚴，波黑的警察把塞爾維亞人當賊看，我們車上有4個塞族人，警察把他們的證件看了又看，然後要他們下車，打開每一件行李。整整耗了我們1小時40分鐘，那種種族仇恨顯然尚未消退。邊界哨所掛著波黑的國旗，也掛了歐盟的旗幟，可見歐盟的影響不小，這裡使用的也是歐元。車沿著山路不停地轉，終於在黃昏時分，看到山下一大片城區，無數清真寺的高塔，我知道薩拉熱窩到了。
走進薩拉熱窩老城，一派古色古香、熙熙攘攘，人們似乎已經忘掉了戰爭的陰影。其實戰爭的陰影還是揮之不去，給我當導游的波黑姑娘尼娜，一講到她經歷過的波黑戰爭，眼圈就紅了起來，指著對面那個山頭，“炮彈就從那個地方打過來，落在下面的那個小鎮，我叔叔全家四人被當場炸死”。戰爭留下的殘臂斷垣還歷歷在目。老城許多商店都出售用炮彈殼和子彈殼做的工藝品，我買了三個子彈殼，上面刻了三種不同的伊斯蘭花紋圖案，我問店主，這些圖案是什麼意思，他說：一個是和平、一個是幸福、一個是愛情。我突然想到世界上絕大多數的老百姓祈求的不就是這麼三個願望嗎？但世界上總有人以各種名義要去剝奪人民的這種願望，甚至不惜付諸武力。波黑一位學者對我說，“千萬不要相信人是理性的，在鐵托時代，我們大家都相處得很好，但是後來政客一煽動，人的民族情緒和宗族情緒就被調動起來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動物，互相厮殺起來。昨天還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我走進老城的一家畫店，裡面居然四分之一的圖像都是鐵托。我問店主人，一個滿臉皺紋的長者，“您還是非常尊重鐵托”？他說，“那當然，一個真正為老百姓做事的領袖，人民永遠銘記他”。
在克羅地亞也可以看到戰爭留下的痕跡。戰爭還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大量尚未爆炸的地雷，至今仍然威脅著人民的生命安全。克羅地亞人仇恨米洛舍維奇，“我們打了六年仗，死傷人數到現在還沒有確切的數字，我們的生活水平，至今還沒有恢複到南斯拉夫時期的水平。”克羅地亞朋友K君對我說。當地的報紙稱已發現了138個大型墳地，埋的都是戰爭中被塞族打死的克族人，但我無法核實。我們路過了薩格裡布的大教堂，禱告者無數，教堂人滿為患，K君對我說, “經歷了戰爭，人人心裡都有陰影，不少人都鬱鬱不樂，大家都想從宗教中找到更多的安慰，但是盡管信教的人越來越多，我國的自殺率還是世界領先”。
晚上，與K君夫婦共進晚餐，他們說在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共和國，包括最早獨立的斯洛文尼亞，聲望最高的政治家至今仍是鐵托。我問，“你們懷念鐵托，主要懷念他什麼？”K君說，“懷念那個時候的和平和懶散，懷念那個時候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帶薪休假。鐵托那個時候，除了上街游行會有麻煩，其它你什麼都可以做”。他夫人補充說，“還有鐵托的個人魅力，現在的領導人無人可比，他是一個非常有自尊和個性的共產黨領袖，他抽雪茄、住別墅、帶瑞士名表”。K君狡黠地一笑：“還有他和那些漂亮女演員的故事”。分手時，K君給了我他最新的名片，我注意到，上面電子郵件地址用的是南斯拉夫yu的域名。
在科索沃首府普利什蒂納，我和科索沃電視台的總經理A君談天，他自己在貝爾格萊德念的大學，“我當時最好的朋友都是塞爾維亞人”，他對我說。“但是後來米洛舍維奇搞大塞爾維亞主義，我和我夫人是阿族，我們就失業了。這種迫害甚至涉及到了孩子，塞族孩子和阿族孩子天天打架，最後只好分開，上不同的學校，等於是種族隔離”。他還告訴我，自己一次攜夫人去馬其頓辦事，返回科索沃的時候，“守衛邊境的塞族警察禁止我們入境，我們只能在邊界宿營，整整等了三天三夜”。在科索沃開車旅行，不時會看到一片一片的公墓，普利什蒂納的山坡上還有漫山遍野的墳墓，“這場戰爭，我們每個家庭都有失去的親人，所以恢複塞族和阿族的和諧已經不可能了”，他嘆息地對我說。
我們一起散步到市中心，看到了穆斯林的清鎮寺、東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A君說，你看，不同宗教完全可以和平相處。不遠處還有一個紀念碑，由三根高高的柱子組成，他告訴我，“這是紀念鐵托生前最後一次訪問科索沃而矗立的，象征了阿族，塞族和其他民族的團結，當時，科索沃省是南斯拉夫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睦相處的模範省”。我認識不少塞族人，也認識不少阿族人，這兩個民族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待人熱情洋溢，和他們交朋友很容易。如果有個能够主持公道的好政府，這兩個民族完全可以和睦相處，但是在民粹主義政客的煽動下，一個民族和睦相處的模範之省很快就變成了民族仇恨與厮殺之地。
與塞爾維亞人討論這個問題，他們都強調外部勢力的幹預導致了危機。塞爾維亞一位學者對我說，“科索沃當時的所謂的‘解放軍’，殺害了很多塞族人，在1998年以前，美國自己還把這個組織列為恐怖主義組織，但為了肢解南斯拉夫，美國改變了政策，向這個組織提供大量物質支持和人員培訓。國際政治中有多少正義？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利益”，他很肯定地對我說。現在科索沃在西方一些主要國家的支持下已經正式宣布了獨立，但塞爾維亞、俄羅斯和世界上多數國家尚不承認，這也意味著這場南斯拉夫分裂引發的危機還遠遠沒有結束。
在馬其頓首都斯科普裡，我碰到一位60多歲的作家，他說，“當年整個東歐都羨慕我們南斯拉夫，他們搞得是死板的計劃經濟，而我們這裡美元可以隨便兌換，房子可以自由買賣”。這位作家還見過鐵托，“當時鐵托已近80歲，但紅光滿面，身體看上去很硬朗。他喜歡爵士樂，喜歡富裕的生活，不過他也想辦法使他的老百姓富裕起來”。我們的話題轉到了馬其頓政治。他說，鐵托有政治誠信，而今天政客最缺少的是政治誠信。“我們這裡喜歡拿政客開玩笑”，他說。“我們最新的笑話是：我們的總理去布魯塞爾要求加入歐盟。歐盟對他說，你們必須建立一個100%的民主體制。我們的總理回答，沒關系，我們已經建立了超過110%的民主體制”。他說馬其頓今天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馬其頓人與阿爾巴尼亞人的關系，現在阿族人已占人口的三分之一，“說不定哪一天，他們要求和科索沃合并呢。這樣的話，我們的國家則要解體了”。前南斯拉夫地區就是個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就問題沒完。科索沃人擔心“大塞爾維亞”，馬其頓擔心“大阿爾巴尼亞”，而在隔壁的希臘，人們擔心的是“大馬其頓”。
一個國家的命運就是這樣，關鍵的幾步不能走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情況太多了，南斯拉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西方有不少人盼望中國也會出現類似南斯拉夫這樣的解體，但他們這種願望是不會實現的，因為維護國家統一是13億中國人的一個堅定信念。另外，30年的改革開放已經徹底改變了中國數百年積弱積貧的局面，只要我們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種外部力量可以搞垮中國。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統一市場和最大的經濟體，這種大勢對於確保中國的繁榮富強和長治久安將具有極為深遠的意義。不過在中國崛起的進程中，我們還是需要深入思考南斯拉夫解體的前車之鑒，從中汲取有益的教訓，從而使我們的崛起過程更加地清醒和精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