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勇 廣西 自由職業者
近來，中外之間的“舊怨新恨”似乎又漣漪泛起，各種應對方略也隨之呼之欲出，無論在精英層面，還是在“草根”層面中，將問題最終解決寄希望於未來中國強大的看法甚是流行。筆者認為，所謂坐等中國強大，問題化解自然會“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觀點不僅是一種思想認識誤區，而且在實踐層面不利於中國的發展成長，中國強大不應也不會是解決中外摩擦的“萬能療方”。
首先，中國不強大時沒有解決過問題嗎？上世紀初，日俄戰爭後，日本控制朝鮮，開始覬覦我國延邊地區，發生了當時震動中外的“間島”事件，但是在以宋教仁為代表的民間力量與以徐世昌為首的東北當局聯合努力下，中國政府還是堅決捍衛了對延吉地區的管轄主權，最終還不是粉碎了日本的圖謀。1960年中國與緬甸簽署邊界條約，最終解決了因歷史上英國殖民侵略制造“片馬事件”而懸而未決的領土問題。
比起幾十年前來，我們當然是更強大了，按照“強大”問題自然化解之推理，中外摩擦似乎應該減少才對，但是結果并不是如此。摩擦與鬥爭是事物的常態，只有在這一過程中，國家與民族才會在奮進中走向未來。
其次，坐等“瓜熟蒂落”是對和平發展道路的誤讀。有輿論說美國是和平崛起，果真如此嗎？筆者看，未必。誠然，一個唯權力的霸權是不會長久的，但是“聰明實力”實際上也并不是什麼新鮮事物，美國霸權之所以能長盛不衰，不是和平崛起，也不是武力至上，而是張弛有度，見好就收。美國懂得把握機會，在適當的時候擴張，又懂得在適當的時候收縮，而不是說什麼就是什麼，盡管美國歡迎中國“和平崛起”，但美國還是對中國軟硬兼施，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在合適的時候還會試探中國，這是無疑的。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避戰自保，“苦撑待變”換來的卻是日後的垮台；冷戰時期，蘇聯奮力與美國對抗，結果卻是大廈崩塌。之所以結局相同，是因為國民政府只懂得收縮而不知道出擊，蘇聯只懂得擴張而不知道收縮。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決不能作繭自縛，讓和平發展套住了我們的手腳。
最後，指望中國強大後解決紛爭的想法有礙中外互信。無疑，這種觀點本身就是在無聲地宣揚“強權既是公理”， 顯然，這是與我們在國際舞台上一直倡導的國際關系民主化以及多邊主義理念是相悖的。其實，我們這種簡單粗化的認知，早已經在無形之中，為西方制造“中國威脅論”提供了借口，不知不覺中我們自己已經被套進了西方的話語霸權之中，最終難免陷入輿論上的被動。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說中國會走出與既有強權爭霸的歷史周期律，但是我們有些人卻總在等待“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實際上就是在宣揚“霸權周期律”。我們等待強大，難怪人家會說我們居心叵測，人家怎能不圍困我們？趁不強大時，趕快撈啊，反正中國還在“強大”夢想中等待，這個時候，我們是否已經將等待強大蛻變為了我們的“自我麻醉”？
因此，觀察中外摩擦，除了“權力”視角，也許還須添加新視綫，動不動就拿“強大不強大”說事似乎不應是一個現代化國家應有的秉性。筆者認為，如果從“軟件”的層面看，審視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的標准有兩個，一是國家決策的自主度，另一個是國際事務的參與度，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表現為自主度“被動”而參與度“不足”。所謂“被動”不是說國家不够獨立自主，而是這種自主性的主動性不強，表現在國際博弈中就是有時候讓別人的“挑釁”給左右了，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學會“自己牽著鼻子走”，逐漸走出因應他人“挑釁”而被動應對的“怪圈”。
為加速推進國家現代化，輿論有責任去淡化國內民意中權力崇拜的氛圍，這不僅是遏制腐敗，推動國內政治改革的需要，更是樹立現代化國家形象的需要。國際層面，我們在堅守固有國家原則的同時，不僅要學會接受那些好的因應全球化潮流的新觀點與新看法，也應學會積極參與其中，制訂符合人類社會共同發展的新規則與新制度。在諸如領土等歷史遺留問題上，積極聯合其他國家與國際組織一起探討解決問題的新思路與新途徑，我們已經成功解決了香港與澳門問題，還有黑匣子島問題，也更有理由相信會通過合作與努力解決其他問題。
指望“強大”成為醫治一切問題的“萬能療方”，本質上還是未逃脫出權力的窠臼，而其潛台詞卻是，這些東西本來就不是你的，因為你要等待強大後來解決。正義的獲得不是單純仰賴強大，而是因為那本來就是我們的，不能讓等待強大，成為坦然接受回避問題的借口，否則人們有理由去質疑我們是否要在等待中丟掉一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