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勤浩 廣東惠州 企業經營者、清華大學兩岸法政問題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2009年以來，國民黨在台灣一連串選戰中接連受挫，屢戰屢敗的骨牌效應似已成形。如果頽勢延續下去，可能導致在今年年底非常關鍵的“五都”選戰再吃敗仗，若如此，則2012年台灣政壇“藍天”變“綠地”絕非危言聳聽。鑒於此，國民黨內及泛藍陣營人士深感憂慮。2009年以來與2008年國民黨贏得大選時的群情高漲相比，大有恍若隔世之感。人們不禁要問：國民黨怎麼了？為什麼相當部份泛藍民眾2008年含笑投票，2009年以來卻含淚拒投？為什麼泛藍陣營基本盤會日漸流失？為什麼國民黨與泛藍陣營基本盤民意漸行漸遠？難道僅僅是“執政不佳”或所謂“親中”所致嗎？
對這個問題，台灣大政治學系教授石之瑜去年10月在中評網發表的《國民黨的症結是零思想》一文已給出答案：一言以蔽之，國民黨缺乏思想領導，因此無法提供人民一個看問題的依據。於是任何事的意義都變得不確定，當然只能人雲亦雲，以致不能預期什麼小事突然成為驚爆的大事，什麼驚爆的大事後來發現原來是芝麻大豆的小事。國民黨處在零思想的心理狀態中，凡事但求討好，等於增加人民的思想負擔，脆弱無助的人民便容易聽信危言聳聽的報導。石之瑜認為：“國民黨執政團隊有充分專業與服務意願，也能夠擺脫過去以‘國家’資源綁樁的惡習，從制度化著手。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頗算稱職。他們因此不能理解問題何在，抱怨自己沒有獲得公正評價，而未能反省自己的零思想狀態，是導致人心浮動，媒體抓瞎，在野黨恣意騷擾的關鍵。可以說，經歷李登輝改造後的國民黨，其基因中已經喪失思想因素，對公眾媚俗濫情，對派系利益交換，是國民黨的同義字。”石之瑜的批評擊中國民黨的要害，振聾發聵，發人深省。
筆者認為，正是在這個關鍵問題上，國民黨執政當局由於缺乏經略中華民族復興的大理想、大目標、大格局、大氣魄、大胸襟和大視野，過於計較本位利益和政黨恩怨，以致提不出能夠振奮民心，呼喚熱情，激揚鬥志的宏偉論述，因而難以匯聚共識，形成氣勢，終致難免使昔日的同盟軍和支持者傷心失望，黯然離去。
國民黨內雖不乏有識之士，但由於種種原因，他們也諱疾忌醫，不願或不敢戳穿這個心靈上的痛處。國民黨還在謀劃著要把自己改造成類似“變形金剛”的選舉機器，如果改造成功，中國國民黨這個曾經在中國近代史上叱咤風雲、作出過重要貢獻的百年政黨，是否會變成一個不思進取、只求偏安、甚至為了選票可以不惜“變形轉向”的選舉團隊？若如此，孫中山先生在天之靈又該作何感想？台灣政治是選舉政治，選舉固然重要，但若以選舉為考量去改造一個百年政黨，則可能失去這個黨創黨的旗幟和理想，使這個黨及其所代表的民眾失去奮鬥的座標；若以選舉為出發點去從事高尚嚴肅的執政事務，為擴大票源而敵我不分四處討好，則可能會兩頭落空四處碰壁。執政黨只有全心全意為民執政，全心全意為民眾謀取利益和福祉，用自己崇高的理想和旗幟去引導民眾，以自己優良的服務和政績去贏得民心，贏得尊敬，才能最終贏得選票。
今天，處於十字路口前，國民黨振興路在何方？如何扭轉一年多來的頽勢，重新贏回主流民意的支持？如何牢記孫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訓，繼承孫中山開創的事業，實現孫中山的創黨理想？在這裡，筆者願向國民黨諸公提出三條建言：一是重振黨德黨魂，鞏固立黨之本；二是依托泛藍陣營，強化執政根基；三是深化國共合作，全面落實“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今天的國民黨應如連戰榮譽主席2005年在北京演講所言，要勇於為民族立生命，為萬世開太平！
一，重振黨德黨魂 鞏固立黨之本
2005年6月，馬英九在《2008贏回執政權》的演說中指出，國民黨“應以三民主義現代化為核心的中心思想作為重振黨德黨魂的基礎，走‘民主、和平、新台灣’的路線”，（1）
兩岸人民共同尊崇的偉大革命家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和領袖，是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他的思想學說、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德黨魂；他創立的三民主義，是中國國民黨的政治綱領、立黨之本、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也是中華民族彌足珍貴的思想文化遺產。
毛澤東主席曾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紀念孫中心先生》一文中指出：“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四十周年大會上也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親密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
據北京“民革中央”2008年8月29日發表的文件《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60年》記述：19世紀90年代初，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新生的獨立階級，取得了獨立占有生產資料和參與社會財富分配的地位，開始提出反對封建君主制度和建立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追求，從而為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的建立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興起創造了充分的條件。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決定了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同於西方的資產階級革命，它不僅具有反封建的性質，而且具有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性質，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以後，孫中山先後領導了“二次革命”、護國運動和護法運動，均遭失敗。經過認真而痛苦的思索之後，孫中山認識到，只有加強革命黨的建設，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推翻軍閥專制統治。為此，他決定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1919年10月10日，孫中山發出通告，宣布將中華革命黨正式改名為中國國民黨。在隨之而發布的《中國國民黨規約》中，他又恢復了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規定“本黨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這次大會是在共產黨人的大力幫助下召開的，到會的代表中，共產黨員占了百分之十以上，其中李大釗還被孫中山指定為主席團的五位成員之一。孫中山在大會上作了多次重要講話，反覆強調大會要堅持“聯俄、聯共”的原則，把握方向，維護團結。在孫中山的主持下，大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言在正確分析中國現狀的基礎上，接受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張，提出了以打倒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軍閥為奮鬥目標的革命綱領，並據此確立了國民黨的一系列內外政策。
宣言還以三大政策為基礎，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使之成為具有反帝反封建內容的新三民主義。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一是主張“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二是主張“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權主義”主張直接的、普遍的、革命的民權，使民權“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民生主義”主張“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防止“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並且由國家經營管理具有獨占性質或規模過大的企業，使私人資本“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宣言還強調，國民黨對於農民工人的運動，要“以全力助其開展”。
國民黨“一大宣言”是國民黨“一大”制定的最重要的文件，它確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奮鬥目標，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並制定了以三大政策為靈魂的新三民主義革命綱領，使之成為國共兩黨和各個革命階級統一戰線的共同政治基礎。
回眸歷史，溫故知新。進入新世紀以來，經過李、扁當局十幾年的“隱性台獨”和去中國化的政治、教育、文化操弄，孫中山先生在台灣幾乎成了“外國人”，三民主義也早已被束之高閣。國民黨重新執政以後，對三民主義或敬而遠之，或模梭兩可，大打折扣。去年九月，在北京舉行的由中國社科院台研所主辦的“兩岸和平發展路徑”學術研討會上，一位來自台灣的著名學者評價說：過去若干年來中國國民黨悖離三民主義，今日台灣只剩下一個民權主義和半個民生主義。《中國評論》2010年2月號刊登香港學者吳月先生撰寫的題為《馬英九大陸政策的思想根源》一文指出：“正如島內有評論所言，歷經世代變遷，當年國民黨的‘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已成了將原本具有民族復興內涵的民族主義限縮於重在求兩岸和平雙贏，而以民權、民生主義的實施爭優良制度，主控兩岸竟爭’。顯然，馬英九的‘三民主義現代化思想’將孫中山詮釋三民主義思想的格局、胸懷縮小了，其政策也就代之以模糊的‘三不’政策，政治操作也就大多停留在政治需要層面”。
大陸資深學者李家泉最近也曾撰文指出：“孫先生的民族主義，就是民族愛國主義，這是帝國主義和外國侵略者逼出來的。台灣有的朋友在參觀大陸後說，三民主義在中國大陸已經實現了，所遺憾的是兩岸沒有統一，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沒有完成。對國民黨來說，如果要依靠外力來保護台灣，拒絕兩岸統一，那就丟了孫中山先生的民族愛國主義。民進黨主張‘台獨’，自然是反對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的。民進黨即使再當政，也仍然會是美國手中繼續利用的工具，會更激烈地反對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今日的國民黨政權，如果被分裂主義者所挾持，或者與之同流合污，最後都必將成為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罪人。但願國民黨接受歷史教訓，不要把希寄托在外國勢力或對‘台獨’分子的幻想上，應加強對島內的文宣工作，加強與台灣人民的溝通，在互利雙贏的基礎上，積極配合中國大陸早日實現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2）
國民黨執政當局對三民主義尤其是對民族主義的背離和疏遠，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美日因素的介入，二是島內的統獨紛爭。而最主要的還是台灣島內揮之不去的台獨意識氛圍。正如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余克禮所言：“坦率地講，如果馬英九沒有勇氣和魄力衝破這兩道罩門，就不可能有真正完全屬於自已的大陸政策。這就是他為了選舉提出既不符合孫中山三民主義理念，又有悖於‘中華民國憲法’和中國國民黨‘黨綱’核心精神的‘不統、不獨、不武’政策主張的重要背景。”（3）人們期待著今天的中國國民黨執政當局，能夠兌現2009年7月馬英九竟選黨主席的承諾：“重新詮釋三民主義，作為黨的中心思想”，高舉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旗幟，發揚孫中山倡導的民族愛國主義精神，效法當年國民黨在台灣以弘揚中華文化，去除日本皇民文化的做法，加強文宣引導，逐漸消除、化解“台獨”分裂意識，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從根本上掃清障礙。
二，依托泛藍陣營 強化執政根基
馬英九上台以後幻想當“全民總統”，很多政策和作為都向綠營傾斜，但結果不僅得不到綠營一絲回報，反而傷了大批泛藍陣營民眾的心，喪失了大批泛藍陣營民眾特別是基層民眾的支持，當然更談不上吸引中間選民。泛藍陣營基本盤就是國民黨安身立命的根據地，只有把根據地建設好，鞏固好，才會有克敵制勝，開創新局的堅實根基。
台大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張亞中最近和台灣聯電榮譽董事長曹興誠討論“兩岸和平共處法”時撰文指出：曾幾何時，“中華民國”已經變了。1949年退居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曾經有過胸懷整個中國的年代，國民黨也曾經有過“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氣魄。但是，在李登輝與陳水扁去中國化的政治、教育、文化操弄後，台灣突然茫然了，錯誤的以為台獨才是它唯一的出路。2008年國民黨雖然重新執政，但是經過李登輝長達十年的統治，中國國民黨在本質上已經變成了台灣國民黨，它早已從一個曾經企圖躍馬中原的政黨轉換為尋求偏安的選舉政治團體了。馬英九急於當上國民黨的主席，但是他早已沒有胸懷中國的格局，更沒有經略大陸的氣魄。主席對他來說，只是更容易掌控未來角逐2012年的選舉機器而已。他為了選舉，企圖討好所有的人而失去了做為領導應有的大方向，他放棄了與北京爭取“中國”這個話語權的氣魄與準備。（4）張亞中教授是兩岸知名的藍營學者，他的觀點表達了泛藍民眾的心聲。
泛藍陣營基本盤的構成由下面四部分人組成：
第一、六十年前國民黨從大陸帶到台灣的二百餘萬軍政、工商、文教人員及其家屬的後裔，按當時占全台人口三分之一比例估算，至今應有七百萬以上的人口。這部分人至今大約已經三、四代人了，他們對中華民族振興與統一方面還抱有期待。
第二、幾百年前由福建沿海的漳州、泉州等地遷移到台的移民後裔，他們與台灣原住民一樣飽受列強殖民之苦，他們的根在大陸，祖宗的祠堂也在大陸，雖然他們在對“國家”認同上有分歧，但不贊成完全割裂兩岸，不贊成兩岸變成兩個“國家”。
第三、文化程度較高的知識界人士，他們眼界開闊，認識到地球村的合力作用，認識到大陸與台灣同文同種同血緣，合則兩利，分則兩害。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他們會產生一種民族自豪感和向心力。他們也會認識到在當今國際冷戰時代已經終結、兩岸硬實力對比懸殊的形勢下，“台獨”只能流於空想。
第四、百萬台商中的絕大部分人，他們在大陸投資創業，定居生活，親身感受到大陸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變化，直接享受到兩岸和平發展帶來的“和平紅利”。
以上這些泛藍陣營基本盤的構成成分，決定了他們是台灣島內遏制台獨，積極推動兩岸和平發展的主流力量。前幾年扁當局在“統獨”問題上不斷衝撞大陸和美國的底線，使台海地區頻臨戰爭邊緣，因此他們倍加珍惜今天兩岸和諧的局面。綜上所述，泛藍陣營廣大民眾理所當然應成為國民黨執政的依靠力量和重要基礎。馬政府應團結泛藍陣營廣大民眾和各界人士，組成包括親民黨、新黨等在內的泛藍陣營統一戰線，召開泛藍政治協商會議，虛心聽取連戰、吳伯雄、宋楚瑜、王金平、郁慕明等泛藍元老的意見，以此整合泛藍力量，並大膽啟用泛藍後起精英。唯有如此，才有望重振雄風，扭轉頽勢，走出困局。
三，深化國共合作 落實共同願景
2005年4月，在台灣島內政治生態日趨複雜、歷經連續兩次大選失敗、人們本已對國民黨逐漸失望的形勢下，面臨生死存亡境地的國民黨不顧當局的抹紅抹黑和肆意阻撓，毅然提出訪問大陸的要求。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連戰，以極大的勇氣排除艱難險阻，終於成功登陸，在國共兩黨敵對隔絕60年之後成功舉行了舉世矚目的“胡連會”，國共兩黨聯合發表了具有歷史突破意義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開啟了國共合作的歷史新篇章。從此，兩岸關係進入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國民黨在兩岸政策上的重大轉變和突破，獲得泛藍民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也成為吸引大批中間選民的利多，促使國民黨在此後三年內的各項重大選戰中攻城掠地，勢如破竹，節節取勝，終於在2008年5月登上台灣執政舞台。連戰回台之後的支持度也高達六成多，達到他幾十年從政生涯的最高峰。
2008年五月以來，兩岸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取得了一系列豐碩成果：包括雙方經過溝通、磋商，妥善解決了台灣體育代表團出席北京奧運會的稱謂問題和連戰榮譽主席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台灣方面參加世衛大會等政治敏感問題；海協海基兩會至今已舉行了四次正式協商，先後簽署了有關兩岸經濟、民生、社會的12項協議，並達成了陸資赴台的共識；特別是實現了兩岸同胞盼望已久的全面直接“三通”，使兩岸人員往來呈現空前熱絡的局面；去年11月兩岸金融監管機構又順利簽署了“MOU”，今年1月，影響深遠的“ECFA”也已進入協商談判程序。兩岸關係在經歷了多年的波折後，終於邁入了和諧、穩定發展的軌道。
兩岸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它的產生和延續是國共政治對立引發的內戰和外國勢力介入的結果。解鈴還需系鈴人，兩岸關係由交戰、對峙、分隔狀態逐步演變到今天和平發展的局面，實際上也是2005年開始的國共合作所共同主導、推動的結果。兩岸關係所取得的成績和所發生的巨變，也是在國共兩黨取得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互信基礎上共同努力取得的成果。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國共關係好兩岸關係就好；國共關係不好兩岸關係也不會好。不論“在野”還是執政，國民黨只有旗幟鮮明地堅持“九二共識”，摒棄台獨，堅定不移地推動落實“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才能贏得台灣的主流民意，才能有所作為，轉敗為勝。
美國紐約大學終身教授、著名學者熊玠先生在《中國評論》2010年1月號發表的《跳出直覺：由全局來衡量兩岸關係的奧秘》一文結尾處有一句話：“不謀政治制勝者，不足以言兵”。旗幟鮮明地摒棄台獨分裂意識，反對台獨分裂活動，不論在過去，現在，還是未來，都是解決台灣問題處理兩岸關係必須堅持的政治原則。台獨始終是威脅台灣安全，威脅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最危險、最直接、最敏感的隱患。國民黨執政當局既然把包含宣示“反對台獨”立場的“兩岸和平發展五項共同願景”列入黨綱，就應該言行一致，付諸實踐；既然“五項共同願景”有三項涉及政治，就不應對政治議題諱莫如深，退避三舍，而應該落實兌現2008年的競選承諾，積極創造條件與北京協商政治、軍事議題，爭取早日實現正式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兩岸和平協定。
眾所周知，歷史上國共兩黨曾有過兩次合作。第一次從1922年8月開始至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清黨”止，歷時近五年。國共並肩作戰，控制了長江以南半壁江山，為取得了北伐戰爭全面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第二次始於1937年，國共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全國軍民同仇敵愾，萬眾一心，經過八年浴血奮戰，終於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近90年以來，國共兩黨長期處於既聯合又鬥爭、一個時期以聯合為主、一個時期以鬥爭為主的狀態。李家泉教授2006年5月在《中國評論》發表的專文《兩岸主要政黨的“不等邊三角關係”》對這個狀態作這樣的論述：兩黨所代表的社會階層不同，社會基礎不同，因而在建設一個什麼樣的中國，由誰來領導和主導中國，亦即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在權力分配和權力結構上，不時存在著衝突和矛盾。然而兩黨又都是愛國主義政黨。中國國民黨在維護國家民族利益方面，雖曾暴露過一些弱點，有過一些錯誤，但從總體上看它仍不失為一個愛國主義政黨，在歷史上出現過的一些關鍵時期，例如北伐戰爭、抗日戰爭，收複台灣，以及退踞台灣後反對‘台獨’分裂勢力的鬥爭等方面，國共兩黨就或曾並肩作戰，或曾直接間接地有所配合。李教授指出：“歷史一再證明，國共兩黨合則利國利民，分則損國損民。兩黨所代表的是兩岸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國人民的利益，只要兩黨堅定地站在一起，兩岸的和解和最終走向統一將是不可抗拒的。民進黨一味以‘親共’和‘扣紅帽子’來打壓國民黨，一是藉以掩蓋自己的施政無能，一是藉以製造兩岸緊張和為‘台獨’造勢，但其結果只能走向它所期望的反面。”
今天的國共關係，歷經2005年以來國民黨前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數度會見，“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的推動和落實，以及胡錦濤、吳伯雄在2008年以後雙方以執政黨總書記和黨主席身份兩次會見，輔以國共論壇的數度運作，已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局面和穩定的政黨溝通協商機制，但仍未達到歷史上兩次國共合作所具有的休戚與共的深度和波瀾壯闊的廣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遲遲未能簽訂兩岸和平協議，以及遲遲未能形成實質性的兩岸最高行政領導人同時又是國共現任最高領導人之間的溝通協商機制，是最主要的障礙。因此，要推動國共合作和兩岸關係向縱深發展，就必須首先突破這個政治瓶頸。去年7月29日，剛當選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先生在接受聯合晚報專訪談到何時“胡馬會”時指出：“兩岸才剛開始融冰、搭橋，等冰融了沒障礙或障礙減少。搭橋了可以不必涉水，這時再來考慮比較好。”（5）馬英九已具備政黨領袖互動身份，為何還提出要等“融冰”和“搭橋”？這個“橋”是否指兩岸最高領導人之間的政治互動需要某種機制和契機？
四，紀念辛亥革命 共襄百年大典
明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日，屆時兩岸將會舉行一系列大型紀念活動。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是兩岸人民共同經歷和關注的客觀史實；辛亥革命是聯結大陸與台灣的歷史精神紐帶；國共兩黨的政治對立是兩岸走上不同發展道路的歷史動因。這些，都是“一中框架”的理論和實踐必須解決的重大歷史認識問題。國共如果能夠達成某些共識，共同籌備舉辦辛亥革命百年慶祝盛事，將是一個突破兩岸政治瓶頸，深化國共合作的重大歷史機遇，將有助於推動兩岸人民對辛亥革命的重大歷史意義形成共識，有助於促進兩岸政治關係，深化兩岸和平發展，大大提升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國家的完全統一。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積貧積弱的中華民族歷盡屈辱苦難，直到20世紀初，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發武裝起義，才為中國開啟一扇實現民主共和，融入世界潮流的門扉。辛亥革命的烽火迅速燃遍神州大地，形成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五十天內有14個行省和上海一地宣布脫離清朝統治，兩個月後晚清皇朝傾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宣告誕生，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
2006年10月10日在湖北省武漢市召開的紀念辛亥革命95周年大會上，來自台灣的新黨主席郁慕明發表講話表示：辛亥革命這段歷史，不僅是我們兩岸人民的共同的記憶，同時也會成為我們團結、和平與發展的動力。郁慕明說：“95年前的10月10日，武漢首役的第一槍，推翻了滿清的專制，這一槍跨出了一小步，但是對國家、民族邁向世界化、現代化卻是一大步。今天，經歷了國共內戰、兩岸分隔這樣一段過去，我們今天能夠聚在一起，在95年後的武漢共聚一堂，來緬懷過去先烈們的犧牲奉獻精神，同時也應該體會到這95年來的變化，深切體會辛亥革命所帶給我們的啟示”。
去年11月8日，台灣方面宣布成立“建國100周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為一系列慶典拉開序幕。據悉，大陸方面也將在明年舉辦系列活動，隆重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由於“中華民國建國”與“辛亥革命”是兩個既相聯繫又具不同意涵的政治事件，屆時兩岸能否有所交集？兩岸是否會邀請對岸的代表出席與對岸能否欣然赴會？抑或兩岸能本著“建立互信，擱置爭議，聚同化異，共創雙贏”的精神，共襄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盛舉？國民黨智庫“國家安全組”召集人陳錫蕃，曾發表《辛亥革命、開國紀念與國慶》一文指出：“中華民國‘國慶日’是紀念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定為10月10日，故亦稱‘雙十節’，那是民國成立後才定的。因此，首屆‘國慶’為民國元年10月10日絕不能認為辛亥年（即1911年）的武昌首義日為首屆‘國慶日’”。（6）由此可見，如果要在明年10月10日當日或前後舉辦紀念大會，毫無疑問應是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每逢辛亥革命周年和孫中山誕辰周年，大陸方面都要舉行紀念活動。明年這個辛亥革命百年大典，是否可以成為國共兩黨領袖握手相見的重大歷史契機？人們對此充滿憧憬和期待。去年11月8日在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行的“建國100周年慶祝活動籌委會成立暨第一次會議”上，馬英九在致詞中強調：孫中山先生臨終前遺言“和平、奮鬥、救中國”，更把“和平”放在最前面，如今看來確是一針見血；因為和平是國家發展的催化劑，戰爭則是毀滅的引信，除了持續推動穩定的兩岸關係，還要把曾經是殺戮戰場的台灣海峽，變成是和平的繁榮大道。（7）如果馬英九真能把“和平、奮鬥、救中國”作為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的主軸，無疑將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利於兩岸共同奮鬥建設一個嶄新中國。“計利應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於佑任的名言，想必馬英九應更深明其真諦。
關於國共和兩岸如何共同舉辦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慶典活動，筆者在此向兩岸有關方面提出幾個思路供研究參考：
一是舉辦專題學術研討會。作為對去年台北舉辦“兩岸一甲子”研討會的回應，大陸方面可在今年上半年主辦相應層級和規模的研討會，廣邀兩岸重量級專家學者、退役將軍、大使，繼續“兩岸一甲子”的議題，重點探討辛亥革命與兩岸關係、百年巨變中的國共關係、以及如何構建新型兩岸關係、如何共同籌辦辛亥革命百年系列紀念活動等問題。會議地點可考慮選在孫中山先生的家鄉廣東省中山市，其意義不言而喻。
二是兩岸合拍專題影視記錄片和以辛亥革命題材為主的影視劇。辛亥革命運動是中華民族的壯舉，是驚天動地的偉業，是近代民主革命的里程碑。把這段歷史用影視等藝文形式留傳下來，留給光明、遠大的中國的未來，使其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歷史遺產。
三是合辦系列展覽。兩岸文物、博物、歷史研究等機構聯手合辦辛亥革命人物及事件系列展覽到兩岸四地各主要城市巡回展出。
四是聯合編撰出版辛亥革命領導人物及英雄人物系列叢書。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者為了中國的崛起和振興，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一舉推翻統治中國幾千年封建王朝的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應該載入史册，留芳千古。
五是組織青少年瞻仰歷史舊址。一年一度的全國台聯“台胞青年千人夏令營”和北京市“京台青少年交流周”等活動，可以沿辛亥革命的歷史軌跡，組織兩岸青少年參觀瞻仰廣東孫中山故居、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黃埔軍校舊址、國民黨“一大”會址、武漢辛亥革命紀念館、南京中山陵、北京湖北會館等有關歷史舊址。
注釋：（1）台《中央日報》2005年6月2號
（2）中評網2010年1月20日
（3）《中國評論》2009年12月號第144期
（4）中評網2010年1月18日
（5）台《聯合晚報》2009年7月29日
（6）澳門《新華澳報》2009年11月9日
（7）澳門《新華澳報》2009年11月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