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聲 廈門市 自由撰稿人
“我在大事、國家的事情上是持自由民主態度的，堅持‘不自由，毋寧死’；在家事上，遵從中華傳統。”這是胡適留美回國後說過的一段話。以後，在1959年台灣的《自由中國》雜誌上，胡適發表了名篇《容忍與自由》，他認為美國史學大師布爾說過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這句話 “是一句不可磨滅的格言”。胡適在文章中歸結自己的觀點：“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這下問題來了，自由和容忍成為孿生或是互為因果後，“自由”一旦沒有了邊際，“容忍”就會變成一匹失去繮繩的野馬。少數人的自由如果建立在多數人對痛苦的容忍上，野馬疾駛過後，就只能留下小草的嘆息。
胡適的傑出，在於他引領和開創了那個時代的新文化並使之成為方向；胡適的先進，在於他主張“全盤西化”的理論，讓這個剛剛從半殖民半封建的脅迫中掙扎出來的東方古國看到了一線清亮。
胡適說：“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但我同時指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例如中國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久而久之，自然和歐洲的基督教不同，他自成一個中國的基督徒。又如陳獨秀先生接受共產主義，我總覺得他只是一個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和莫斯科的共產黨不同。現在的人說折衷，說中國本位，都是空談。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
之後，“全盤西化”，“充分世界化”，“全力現代化”這些名詞，在胡適1935年《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這篇文章中都提到過。在大多數國人還都袖手於長衫馬褂的年代，胡適敢於提出“全盤西化”，的確是需要信心和勇氣的。從這一點上看，他的確是先驅。如果以胡適為起點，再看看我們往後經歷的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由此引發的訴《河殤》和批《河殤》的爭論，乃至於出國熱什麼的，就會覺得那不是什麼新鮮貨而是中國政壇上的老調重彈。
面對國民黨的專橫統治，胡適希望當政者應該容忍不同聲音的存在，中國不能國民黨一黨獨大，應該有反對黨出現。但胡適並不看好共產黨，一生也不認同共產主義。他始終支持汪精衛，也一直站在蔣介石一邊。早在1917年胡適學成歸國時，他就認為中國根本的問題不是制度的問題，而是人的素質、文化觀念的問題。他認為中國需要醫治的是貧窮、愚昧、貪污、疾病、擾亂，而不是革命。他主張靠憲政在體制內來解決這些問題。
誰曾料想，在毛澤東擔任北大圖書館管理員期間，這個學富五車的北大年輕教授在一次演講接受學生提問時，當他面對毛澤東是個沒有注册的學生，竟然拒絕回答毛澤東提出的問題。也難怪，兩人二歲之差，胡適比毛澤東大二歲。當年兩人之間實際存在著資歷和地位的不平等。1910年，當胡適作為“庚子賠款”的第二批中國留學生赴美留學，毛澤東才剛剛離開韶山，進了湘鄉縣的東山小學堂。1919年在北京大學的那次提問，是毛澤東第一次離湘進京。但是，可能連胡適自己都沒想到，當年這個卻生生向他提出問題的毛澤東，10年後當胡適在“中國公學”校長任內，毛澤東上井岡山建立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根據地；20年後當胡適出任美國大使，毛澤東在延安確立了自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30年後當蔣介石經營的中華民國在大陸清盤倒閉時，毛澤東在北京建立了全新的人民共和國。讓深受“三座大山”壓迫的工農大眾獲得了生存的自由和當家作主的權利。被胡適反對的、也是他的好朋友陳獨秀，最終沒有成為中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而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把它中國化了的毛澤東。
1949年國民黨撤離大陸前，胡適接受了蔣介石的兩次家宴，依照蔣介石的勸說最後去了美國。胡適赴美前曾先行到了一趟台灣，我們不知道他那趟為何赴台，或許是為自己日後回台做了點什麼。從台灣回大陸後再由上海去了美國。成為國民政府1948年在大陸選出的“中央研究院”81名院士中12人去了美國之一。
曾經信誓旦旦20年不參與政治，曾被蔣介石私下授意擬提名為“總統候選人”，曾多次拒絕為官出任外交部長的胡適，1958年4月從美國回到台灣，接受了蔣介石事先為他“備份”好的“中央研究院”院長職位。從此，胡適回到了他早已選擇好的政治歸宿地。
其實，“不自由，毋寧死”是美國政治家亨利•帕特裡1775年3月的一篇演講稿。它比起我國北宋政治家範仲淹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靈鳥賦》晚了七百多年。1775年的北美，是13個英國殖民地面臨歷史性的抉擇：要麼拿起武器，結束英國的殖民統治；要麼繼續妥協，甘當奴役。亨利以政治家的眼光，用鐵的事實駁斥了主和派的種種謬誤，闡述了武裝鬥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從此，“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激勵了千百萬北美人為自由獨立而戰。以喬治•華盛頓為總司令的“大陸軍”隨之組建，打響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槍。
一年以後的1776年7月4日，美國因此產生了一部《獨立宣言》。它被馬克思稱為是“第一個人權宣言”。著名的“人權原則”就是從這裡首先提出的。
《獨立宣言》指出：“人類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只是五年以後，到了1783年英國才正式承認美國的獨立。聳立在紐約海邊自由島上的那座“自由女神像”，一手高擎火炬，一手懷抱的就是那本《獨立宣言》。在1989年天安門前的遊行隊伍中，我們還似曾相識看到了那尊女神像的複製品。
可笑的是，美國以伊拉克隱藏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支持恐怖組織為由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已經進行了七年多，布什政府從一開始就宣稱要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中東樣板，沒想到最終是以10萬伊拉克平民是死亡和美軍的撤離而不了了之。在伊拉克，人的“生命權”遭到了剝奪，所謂的“自由權”也荒蕪在茫茫的沙漠和戰爭廢墟中。
如果說“不自由，毋寧死”是殖民地人們發出的吼聲，那麼“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應該是讀書人的品格，更是參政為官者的氣節。範文正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同胡適之的“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相比，可以看出中國古今文人的社會責任以及思想上存在的差異。
2005年，李敖訪問北京大學，演講結束後，他回答學生關於“全盤西化”的提問時舉重若輕地這樣說：“關公和岳飛來了，都打不過英國人，為什麼呢？英國人打我們，他炮打過來，我們打他，打不到他，甚至看不見他，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全盤西化的原因”。在那次訪問中，李敖捐了35萬元人民幣給北京大學，希望能為胡適立個銅像。年輕時的李敖崇拜胡適五體投地，是胡適“自由主義”的同路人，更是台灣後胡適時期主張“民主自由”和“全盤西化”的踐行者。只是，蹲過國民黨大牢的李敖誇贊共產黨，稱頌毛澤東；而滿腹西書的胡適則倚靠國民黨，追崇蔣介石。
一直以為，不管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還是美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都是外來的“西化”。前者，中國共產黨人接受了它，在毛澤東手上完成了“中國化”；後者，隨著“堅船利炮”的推進，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植入。其實，“改革開放”和知識分子走出去請進來，在中國2500多年前的東周春秋時期，在孔子和他弟子們身上就能找到影子。所以“西化”實際就是“外來化”。同享人類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就像西方人利用我們中國人發明的造紙術、指南針、火藥製造出海圖、羅經和艦炮橫行世界一樣，現在的互聯網照樣可以利用“駭客”對他國實施攻擊。“師夷長技以制夷”，從這個意義上說，“西化”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現代人對我們自己的文化知道了多少？了解了多少？堅持了多少？“全盤西化”說到底就是完全的“他化”和“別人化”。如果真能那樣？那就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徹底“格式化”！
早在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這篇文章中，就對胡適為代表的文化專制說過這樣的話：“一部分所謂歐美派的文化人（我說的是一部分），他們曾經實際贊助過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剿共’，現在似乎又在贊助什麼‘限共’、‘溶共’政策。他們不願工農在政治上抬頭，也不願工農在文化上抬頭……”“所謂的‘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704、707頁）
從“庚子賠款”後的出國留學到現在，中國已經走過了整整100周年。美國人先用炮艦政策掠奪，再以剩餘價值榨取，然後包裝成慈善家的面目出現，來救濟、扶植、培養符合自己價值觀需求的人才。可以說胡適是個典型的代表，他算是個成功者也是個失敗者。歷史以來，對胡適思想的批駁與爭議從來沒有消音過。不管是左派還是右翼，不管是在大陸還是在台灣；也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是他的同齡人還是後來者。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認識和爭議還會繼續。
有人說，在文化領域，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我們先不管這個說法的立意和根據是什麼，胡適“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的治學方法，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主張，在當今發展經濟、建設小康、和諧社會構建的過程中，對於中國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們，或許能為他們帶來醒世和啟迪。果真那樣，毛澤東在1957年說過的：“說實在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也就真實兌現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