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炳忠 台北 政治大學外交系碩士生
“毛澤東主義的殘遺幽靈徘徊在中國上空”，這是蔡英文“十年政綱”中的一句話。我想起自己曾經寫過，“在中共一大會址附近、上海外灘的上空，依然縈迴不已的，不是共產主義，不是資本主義，而是一個民族亟欲在世界舞台上復起的壯志豪情。”那是兩年前的文章了，當時大學剛畢業，等著升研究所，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到大陸旅遊，走過南京、上海、廣州三個與“民國”關係密切的城市，至今印象深刻。
“Shanghai”這個英文單字，作為動詞時，本有“綁架”、“以欺騙手段從事某事”的意思。鴉片戰爭後，上海開埠，昔日的漁村幻化作為十裡洋場，這裡的港口也就成了美國船隻拐騙華工出洋的地方。時至今日，英語口頭里的說法仍提醒中國人這段屈辱的歷史。
然而，當我看到“Shanghai”這個單字和“China”一同出現在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時，它卻向人們展現一個截然不同的訊息──2010年世博會就要在這裡拉開帷幕。一百六十年前，挾帶船堅砲利強向中國扣關的大不列顛，曾以水晶宮向人類炫耀工業革命的豐碩成就；一百六十年後，曾為帝國主義列強盤踞的中國上海，也要向世界展現繁盛的現在與未來。
上海，這顆上世紀初最閃亮的東方明珠，三零年代令文人又愛又恨的物慾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抗戰時期淪陷的孤島，以一座橫跨大江兩岸的黃浦大橋迎接我們這群來自台灣的大學生。坐在大巴上，聽著嚮導說起那年鄧小平來滬、行經大橋時，眼見當時上海殘敗破爛的景象，不禁感嘆：“我們對不起上海人民。”並做出指示：“希望上海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
這句話，奠定了上海建設往上翻的基礎。
鄧小平不是沒有顧慮的。曾經是忠誠的馬克思主義信徒，歷經政治生命上的三起三落，要從一個毛澤東主政下的極左年代轉換方向，背後承受的壓力是何其巨大！中國人有句俗話：“祖宗成法，動不得。”但鄧小平在緊要的關頭上，大刀闊斧，銳意改革，足可見其果斷與決心。
聽一位大陸教授說，剛剛開放外資的時候，反對聲浪如洪水滔天，就是到了推動中國加入WTO的節骨眼，負面意見仍不絕於耳。中國人對待外國企業，首先想到的是過去一百餘年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這種受害者的心理，像癒合不全的傷口，偶爾仍要隱隱作痛。
然而，自從北京奧運以來，我們逐漸看到：中國大陸，從民間到官方，還是漸漸走出了這般情緒。儘管在處理群眾運動及言論管制時，中共高層仍戒慎恐懼，但整體而言，大陸上下瀰漫的是一股坦蕩向前的自信氣氛。
相對來說，台灣近來則顯得自卑，喪失了往昔那種氣概，從而無端地以自大來掩飾畏懼的心靈。
同行的同學告訴我：這樣的交流感覺真好，不會特別在意誰是台灣學生、誰是上海學生，於此當下，就只是一群在校園里求學的學生，一同哼著周傑倫、陶喆歌曲的年輕人。
音樂的力量是無遠弗屆的，那種震撼，足以穿透時間與空間，超越政治與文化的藩籬。記得在參訪南京“總統府”時，我穿過一道小門，逐步朝蔣介石辦公室所在的大樓前進。瞬間，鄧麗君的歌聲竟就這麼傳來，毫無預警地，在我的耳邊飄盪。我們身處的地方，曾是大清兩江總督府、太平天囯天王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國民政府、行憲後至淪陷前的“總統府”，並一度作了中共江蘇省政府的用地。如今，她又回復了“民國”政府遷台前的名字──“總統府”。這樣一幢見證近代中國歷史恩怨的建築，在鄧麗君溫婉細膩的嗓音中，此間的朝代興衰、政權更替，都變得愈加五味雜陳了。
開幕晚宴上，一位上海台籍生的自我介紹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我叫鍾國嶼，是爺爺取的，意思就是中國美麗的島嶼──台灣。”這個名叫鍾國嶼、暑假後準備升讀大二的男生，人極熱情，與台灣學生很快打成一片，卻對近代海峽兩岸的政治、歷史糾葛一無所知。他對我“學長”、“學長”的叫，特愛唱流行歌，跑來跟我合唱“千里之外”，又與我同房的“小牛哥哥”曾建豪在閉幕會上搭檔表演。
兩岸之間若能多些人像他這樣拋卻政治意識，多些文化、情感上的溝通與交流，該是多麼令人嚮往！
初下飛機的幾個小時間，我們一行乘著磁浮列車進入上海市中心，四時許，未見暮色，便首先安排到了上海石庫門建築群改造的新天地。晚間，緣於我用餐時與幾個上海同學的邂逅，我們這組便跟隨他們的嚮導一路由陜西南路再度逛街來到新天地。大夥拎著大包小包的“戰利品”來到新天地一家主打老歌演唱的酒吧，正契合我這個酷愛懷舊氛圍的青年。我拿起筆在紙上點了幾首八零年代流行的歌曲，眼前一位優雅的小姐正佇立台上深情地演繹著。在紙醉金迷的燈紅酒綠間，在五顏六色的電光石火里，誰還能想到不遠的中共一大會址處飄盪的共產黨幽靈？
此次交流行程的安排，上海待得最久，南京及揚州、蘇州的江南名園則各只待上一天，來匆匆、去也匆匆。儘管如此，南京作為“民國”首都，還是對我這個來自“自由中國”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別具意義。上海同學講：“南京總有股化不開的陰氣。”我當時答道：“日軍侵華在此就屠殺了至少三十萬中國人，怎能不陰？”其實，南京自六朝便飽經戰亂，立代建都者皆國祚不長，清末太平天囯之亂更是元氣大傷。人們說，是秦始皇偶然發現了金陵城暗藏王氣，派人斷了南京的龍脈，從此便出不了真命天子，一路走上了悲慘的命運。我雖不曉風水，但看“總統府”對面一幢作為圖書館的建築，現代感極其強烈，回頭再望那根昔日飄揚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桿子，真有種“多少樓台煙雨中”的慨嘆。
南京城的王氣卻仍是可感受到的。當你搭乘郵艇在浦江上進行遊覽時，你所見到的是如同香港維多利亞港、帶著濃重資本主義氣味的萬國建築博覽會；而當你佇立在中山陵頂端，由鍾山俯瞰大地，一股威風凜懍的王者之風便由然而生。行前，導遊阿浦哥不斷地提醒要蓄備體力、補充水分，使我以為爬中山陵將是一場多麼艱難的任務；真正與鍾國嶼一同登上頂端後，覺得也就這麼回事了。循著當年連方瑀穿著高跟鞋一級一級踏過的台階，我來到國父墓穴前鞠躬，仰望屋頂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雕刻。
青天白日滿地紅，在大陸，只有一些特定的地點能夠看到。中山陵是一處，“總統府”也是一處。門外旗桿上目前是空無一物了，六十年前的渡江戰爭，解放軍就是從這扯下、焚燬了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換上了五星紅旗。蔣介石辦公室樓上，昔日的會議廳中，則仍保持了國旗與國父遺像的擺設。
當我們要進入蔣介石辦公室前，中庭的穿堂兩側，左右各擺放了一幅油畫。左邊的畫是國父孫中山站在中央，周圍簇擁著無數追隨國父革命的志士，背後是一幅帶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秋海棠國土。這幅畫在台北“國父紀念館”、政大國發所都有相同的版本。諷刺地，右邊的畫繪的則是1949年解放軍焚旗、易幟的歷史現場。同一個場域，不同的符號，撞擊出現代中國在上世紀最水火不容的兩大意識型態。
我時常在想，“中華民國”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悠悠的歷史長河中，與唐宋元明清一樣，都只是一時的過客；我們是否能拋開政治的符號，本著中華民族的大胸襟，如同此次活動名稱所指──“華夏情，文化行”，重新看待諸多今日困擾我們的問題？
來到大陸，講起兩岸，難免又要陷入統獨的混戰。楊日青教授在閉幕晚宴上說得好：海峽兩岸，論獨論統，時機都不成熟，不如留予歷史，待之日後水到渠成。台灣與大陸分隔分治一甲子，國民素質不同，政治制度不同，互相幾乎不了解，近年來又因政客炒作誤會日深。唯有從民間交流作起，化解歧見，增進認識，如此則降低戰爭機率，促進海峽和平。由此看來，則楊日青、隋杜卿兩位帶團老師，可謂積大功德矣。
我們的足跡，最後又回到了上海。幾天前，在浦江旁的餐廳用餐時，有幸與隋老師同桌，聽著老師侃侃而談全球化時代人們應具備的格局與雄心。台灣對開放大陸生來台留學一事，至今政策模糊搖擺，充分顯示了對於對岸挑戰的恐懼，更遑論以優秀的教學品質、自由的風氣去影響大陸年輕一代了。
夜深了，中共一大會址的建築在紅男綠女的笑聲中孤零零地繼續佇立著；因世博會整建而封鎖的外灘上空，依然縈迴不已的，不是共產主義，不是資本主義，而是一個民族亟欲在世界舞台上復起的壯志豪情。
2009.8.12 凌晨二時，寫於上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