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美國不會允許一個干擾華盛頓太平洋戰略的相應威脅國家的存在（對於朝鮮聲稱擁有核武器，美國情報部的評估一向認為這一聲稱是真實的），在這種情況下，軍備控制的可能性評估為華盛頓提供了這樣一種思考：可以假手“六方會談”、“美朝核會談”和動員國際輿論反對朝鮮的鈾濃縮計劃（Uranium Enrichment Program， UEP），設法影響朝鮮的戰略思想，甚至可以通過“允許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人員重返朝鮮”了解朝鮮內部有關戰略問題和軍事技術革新問題的發展情況。這意味著，美國關於朝鮮問題如何進行長遠戰略意義上的抉擇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的討論，最終可能形成如下兩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
無論出於歷史原因還是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由於朝鮮所具有的直接的地緣特性和公開的政治特征，朝鮮核問題往往可以被看作是一場帶有辯證哲學意味的國家政治意志的較量：既將朝鮮看作是遏制中國的地緣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和不接觸戰爭的主要前哨陣地；又盡可能地促使朝鮮同中國的關係出現裂痕或發生根本變化，從而把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線由三八線以南推進至中國東北，使整個遠東地區的地緣政治朝著向美國太平洋戰略目標得以實現的方向發展，正如一九五六年波蘭之於前蘇聯。
顯然，朝鮮的政治傾向對中美兩國之間的政治和軍事平衡都至關重要，朝鮮軍備力量的迅速發展不能不使美國感到嚴重的不安（前國防部長蓋茨稱朝鮮正在開發的洲際導彈在五年內將會直接威脅到美國，並且朝鮮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就宣布四大軍事路線，即“全民武裝化”、“全軍幹部化”、“全國要塞化”和“軍事現代化”，並一直貫徹至今），潛在衝突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對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軍備控制力量造成威脅，而中國海空軍力量的壯大很有可能使美國太平洋戰略的歷史進程，從根本上發生逆轉。這就迫使美國不得不在一個傾向中國的朝鮮政權從而成為美國在實現重返太平洋戰略的重大障礙，和在換取何種程度的控制和影響朝鮮中做出暫時的妥協。也就是說，如果出現一個形式上仍是中國社會主義同盟國成員、但卻採取“獨立”立場的朝鮮，那將削弱中朝的團結。
為了實現這個計劃，美國既要使朝鮮和韓國之間保持一定的緊張關係，使其保護了這樣一種關係——即保障那些被美國“保護”的國家不脫離自己的軍事控制（例如二○一○年三月天安艦事件和十一月的延坪島炮擊事件等），又要利用朝鮮對其在美國統治下的韓國所具有的固有關係作誘餌，使美國得以直接與朝鮮建立一種特殊的“外交關係”——前蘇聯正是通過對東德的影響增加了自身在西德的重要性，並使之成為最重要的西方經濟夥伴。並且，在華盛頓的戰略決策者看來，朝鮮核問題很可能成為中朝兩國從根本上出現分歧的催化劑，正如一九五八年國共在金門馬祖的對抗，促使中國在美國威脅要進行軍事反擊的情況下，強烈要求蘇聯提供援助（包括向中國提供核力量），但均被予以拒絕，最終導致了中美在一九七二年的接近和在某些重要問題上的合作，使美國在遠東的戰略戰線地位得到了改善。
第二個方案
在雙方都擁有潛在的大規模毀滅能力的背景下（如果朝鮮方面敢於使用核武器的話，僅核污染就會直接對美國在太平洋戰區前沿部署地區的六萬○二百卅九名駐軍造成嚴重後果，包括二千七百十七名陸軍、二萬○五百九十七名海軍、二萬二千○卅六名海軍陸戰隊和一萬四千八百八十九名空軍），就要求在政治上的謹慎，並以經濟或政治方面的其他優勢實現計劃或談判目標——針對對手計劃意圖和致命弱點的敏銳洞察力。因此，作為美國的另一個答案很可能是：將朝鮮視為一個擁有獨立外交政策的國家，從而在經濟和政治上促使朝鮮走入美國式的軌道。儘管這一目標在現在看來是一廂情願的假定，但並非不可實現。也就是說，如果美國承認朝鮮有核國家地位（見之於朝鮮已經成功進行了核試驗，顯示其已經具備了核大國的實力），同朝鮮通過經濟制裁的解除，甚至包括對朝鮮提供糧食和經濟援助來改善雙邊關係，並將其視為真正推動美國重返太平洋地區地緣政治影響力的重要契機。那麼通過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建議朝鮮內部發生自由經濟或民主政治上的變革，其真正意義無異於讓朝鮮無條件地向美國保證：美國可以謀求太平洋戰略的實現，而不必擔心會引起平壤方面的麻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