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國情特色的二元化體制，使得有身份證卻無身份的農民工在工作中遭遇各種“權益短板”，從事的工作“臟亂差”，且勞動所得無保障，這些現狀確實與追求城鄉一體化的和諧氛圍格格不入。討薪困難、工傷無保險、工作環境差等等，再加上農民工可資利用的社會資源極度匱缺，這些不利條件共同造成了農民工的維權困境。筆者的哥哥也是農民工，曾向筆者透露過外出打工時遭遇的種種“屈辱”，除了無法維護各項權益之外，更要忍受當地市民的歧視和白眼。種種情形，相信很多外出務工的農民工都經歷過。說到底，有關部門的作為不力甚至不作為，是導致農民工維權困境的主要原因。這樣看來，農民工求助於“非正常方式”維權以期引起社會關注，無奈背後更透露著對有關部門不作為的辛辣嘲諷。
有段時間，曾有提議稱要取消“農民工”稱謂，並由此引發一場大討論。筆者認為，相對於取消名義上的“農民工”稱謂，倒不如切實為農民工維權提供幫助來得實在。反過來講，即便取消了“農民工”稱謂，甚至給農民工冠上各種富麗堂皇的稱謂，只要無法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他們仍舊會遭遇權益困境，並繼續在“劣等公民”的弱勢環境裡掙扎。緩解農民工的維權困境，只靠那些“非正常”的途徑不是長久之計，切實建立維護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弱勢群體維權機制才是根本之策，這就要求政府部門以及相關社會組織要切實負起責任。拿討薪難這件事來說，社會保障、勞動監察等與農民工務工相關的監管部門和工會組織，都應該是農民工合法權益的“保護神”，在農民工合法權益受侵犯時能夠站出來為他們撐腰，這是相關部門的責任所在，更是服務型政府的內在要求。
農民工討薪要“跪求範仲淹顯靈”，或許還有著“借古諷今”的韵味，但確實是在一定程度上對有關部門不作為的不滿情緒的宣洩。有關部門當以此為戒，從民眾的社會行為中解讀民眾的籲求和呐喊，認真回應群眾的新期待新需求，切實把維護公共利益落在腳踏實地的工作當中，這也是人民把權力委托給公共部門的初衷。維護社會公眾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體現著一個社會的公平正義和文明程度。在當前情況下，強化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弱勢群體權益保護機制，補足他們的“權益短板”，幫助他們走出維權困境，不僅考驗著政府部門的宗旨意識和從政智慧，更考驗著公共部門的公信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