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雙節前期，中央電視台《走基層百姓心聲》假日特別調查中，清徐縣北營村務工人員焦先生面對記者“你幸福嗎”的提問時，首先推脫了一番：“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問我。”該位記者卻未放棄，繼續追問道：“您幸福嗎？”這位清徐縣北營村務工人員上下打量了一番提問的記者，然後答道：“我姓曾。”
絕大多數人似乎都把目光聚焦在他所應的那句“我姓曾”的笑話上，不管是解讀為答非所問的誤聽盲答，還是有意揶揄的黑色幽默，抑或是其他層面的解讀，這些都是我們的妄自猜測。筆者更願意將目光放在“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採訪我”這句話上。它貌似簡單、並無笑點，被大家所忽略，但背後卻隱藏著他持有的情緒，更牽扯著這個群體共有共通的情緒。
“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問我”，顯然，面對記者的突然涉入，大叔首先想到的不是接納，而是表明身份，劃清界限的拒絕，言下之意：“我是農民工，你應該離我遠點，我們不應是一個話語圈的人，更不是一個生活圈的人，我們是有距離的”，言語間無不透露出自己的“過客”、“卑微”、“渺小”、“心酸”般沉重底色，像是戴上沉重的鎧甲，避免與外界溝通，又像是劃清界限的自我防備，謹防受到欺騙與傷害。為何如此？
在中國，“農民”是個苦難性的弱勢代名詞，而“農民工”又與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加之常年在外，背井離鄉，又長期有被城市拒絕容納的境遇，他們到處碰壁，遭受形式各樣的不禮遇、不正看的非正常待遇，猶如惹嫌的棄物盲流一般。長久下來，自然而然，就會萌生出自我封閉的消極狀態，生怯、自卑、無力感增強，抗拒與外界溝通。
城市到處的光鮮靚麗，卻大多與他們無關，他們大多被社會疏離、孤立、嫌棄、遺忘，而缺乏被認同、認可、容納。對城市來說，他們只是城市寄住者、遷徙者，對他們自己來說，他們有的只是卑微的身份、打工生活的忙碌與繁重。顯然，“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問我”，如此消極抗拒的反應，近乎“本能”，是因為農民工對城市有了隔閡感，對社會有了距離感。這歸咎於我們的社會與城市不容納、不寬容的嫌貧愛富“勢利眼”。
所以說，農民工大叔的第一句推脫，“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問我”，就已經回答了記者的“您幸福嗎？”的問題了，記者真的沒必要再追問下去了。（時間：10月4日 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