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對服貿協議本身原本贊成、或至少不表反對的，卻因“反服貿”釀起的重大社會撕裂而轉趨保留，以及因台灣警方強勢驅離突襲“行政院”群衆造成流血衝突，從而轉向批判台灣當局、或對服貿協議改持消極、負面態度者；
四、有對服貿協議原先并無深刻理解和關注，但是對國民黨當局的施政，或對馬英九個人，本已累積出反感情緒者；
五、本身并無明顯政黨傾向，但對服貿簽署生效之後，大陸因素可能劇烈改變台灣政經生態和社會結構感到憂慮者；
六、對大陸本身、特別是對大陸政府，仍然抱持著不信任、疑懼，甚或是強硬反感態度，希望台灣當局對大陸的合作，盡可能審慎從事、保持距離者；
七、對服貿協議、對大陸當局本無強烈情感傾向，但是隨大流、循衆議，并為同為青年學子的同儕反體制抗爭行動感到鼓舞、激動或本能同情者。
簡言之，本身持強硬獨立立場的組織者，在占領“立法院”議場之後，率先打出的是“不反中，但反對黑箱程序”的口號，以增加社會支持的基礎，事實證明也是具有成效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參與和聲援的年輕群體中，除了主體為二十多歲的大學本科生、研究生之外，還有不少已經參加工作、大致年齡在三十五歲以下的各行業在崗從業者，為整個反對運動提供聲援、傳播或後勤補給的幫助。在他們當中，有一些人固為受到“反服貿”宣傳材料影響、出於擔憂本行業受大陸競爭者波及，而支持運動者；但另外也有人數可觀的聲援者和投入者，本身即來自於有望受惠於服貿協議的金融業、電子商務業、文創產業，或從事會計、法律、咨詢等其它高附加值的服務業工作的人。對他們而言，服貿協議所能為他們自身在大陸市場帶來的可觀前景和企業利潤，并不足以抵銷，乃至於超越他們對台灣原鄉本土的社會結構和產業秩序——包含媒體環境、言論出版環境、電信網絡資訊環境等因大陸經濟力量深入島內而“變質”、“惡化”的恐懼和抗拒情結。從整場運動的發展脈絡更可判斷，在這場風波中，并非“民進黨動員了抗爭學生”、而是“民進黨被學生給動員了”，該黨從而緊附“反服貿”的驥尾、博取同情者的掌聲，然而民進黨卻也基於未來選舉募款的實際考量和產業界壓力，未打算步步跟上“反服貿”組織者向台灣當局不斷升高的要價。
在“反服貿”的參與者、組織者和外圍聲援者當中，不乏衆多來自台灣精英高校的學生，亦不乏在社會新世代中已經嶄露頭角、具有一定經濟實力和技術能力的在崗從業者。這從抗爭學生占領“立法院”議場之初，便能整合各項科技手段、放大傳播效應，於抗爭的第一夜淩晨，就吸引到超過40萬人通過網絡直播收看“立法院”議場實況；且抗爭者、同情者能够過網絡協作，迅速將自身訴求陸續翻譯成30多種語言，在多達十餘個國家的台籍學生群體中串聯起聲援活動；以及抗爭同情者發起購買海內外報紙廣告、宣傳其訴求時，在網絡上的募款迅速募足所需金額等細節，均可得見。可見，參與、同情運動的台灣年輕群體，并非全然是排斥開放、恐懼競爭、無視於自由貿易潮流的閉鎖派；相對來說，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不但不至於恐懼競爭，還有可能是服貿協議下的潛在受益者，甚至有一些人本身已具備往來於兩岸市場的初步職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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