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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著名政治活動家、台灣民進黨發起人之一朱高正（中評社 王永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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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4月9日電（記者 王永雪 周雨曦）昨日下午2點，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主辦的“《從台灣看大陸》新書發布暨交流研討會”在北京台灣會館舉行，中國友誼出版公司總編輯張純、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義虎、中國社科院台灣所劉佳雁等出席研討會、發表講話，作者中的湯紹成、朱高正、趙國材專程由台灣飛抵北京參加會議並做了主題發言。探討會後舉行了台灣會館論壇，由全國台聯副會長楊毅周主持。朱高正在台灣會館論壇上發表了“我所親歷的那次台灣歷史轉折——從戒嚴到解嚴”的主題演講，全文如下：
1988年元月13日，蔣經國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在任內逝世。在他人生終結的最後一年當中，他乾綱獨斷，排除萬難，做出了兩個影響極為深遠的重大決定。一個是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戒嚴，結束了人類歷史上長達38年的軍事戒嚴統治，讓台灣地區人民長期被剝奪的——“憲法”上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得以恢復，也因此開啟了台灣走向多元的民主政治體制。另一個是1987年11月2日，“中央政府”終於開放了台灣同胞前往大陸探親，結束了兩岸同胞自1949年以來長達38年的隔閡狀態，也為兩岸從敵對走向交流乃至和平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開啟了嶄新一頁。這兩個重大的決定為蔣經國的歷史評價做出了一錘定音之效。撇開蔣經國青壯年時期的功過不說，從他1971年出任“行政院”院長開始，重用本省籍精英，關心底層民眾的疾苦，規劃十大建設，讓台灣地區的國民人均所得從1971年的403美元，在短短17年內成長20倍以上，成功地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跡，奠定台灣“亞洲四小龍”的龍頭地位。在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年，做出了這兩個重大決定，為台灣的政治民主與兩岸的和平發展，開啟了無窮的希望。這無疑使他成為近百年來台灣最孚眾望的領導人。
其實，在蔣經國去世的前三年，日子過得並不舒坦，可謂內外交迫，疲於應付。先是1979年12月10日在高雄爆發了美麗島事件，1980年2月28日發生林義雄家的滅門慘案，這些都跟“劉少康辦公室”脫離不了關係，而領導劉少康辦公室直接向蔣經國負責的人，就是當時的總政戰部主任王升上將。然而事實證明，美麗島軍法大審之後，非但黨外民主運動無法有效遏止，反而是軍閥大審被告的家人或辯護律師在隨後的各項公職選舉中大有斬獲。黨外雜誌則像雨後春笋一般，發行量迅速增長。後來蔣經國就於1983年裁撤掉劉少康辦公室，把王升調到三軍聯合作戰訓練部任主任當閑差，又於四個月後把他外放為駐巴拉圭大使，自此王升遠離台灣的政治中心。但1984年10月14日《蔣經國傳》一書的作者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過舊金山的住家倍竹聯幫的吳敦與董桂森槍殺，震驚各界。1985年元月13日一批相關人員遭到拘捕，其中包括軍事情報局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更有甚者，當年三月，竹聯幫的要角白狼（張安樂）在美國公布了竹聯幫老大陳啟禮的報名錄音帶，指出整個事件是奉蔣經國唯一還活著的兒子蔣孝武的命令行事。因此來自美國的壓力不斷增大，逼得蔣經國要公開承諾“蔣家人今後不能也不會參選總統”。
這些內外因素，都逼迫蔣經國不得不認真思考，在“後蔣經國時代”要把台灣帶向何方？我深信蔣經國是一個極富使命感的人，這從他早年留學蘇聯的經驗就可以看出端倪。在他心中一直有兩股力量交互鬥爭，一股是對樸素的左派理念的向往；另一股是作為蔣介石的接班人，那揮之不去的右派劣根性。其實，在他內心深處，很難拒絕人民對民主的訴求，也不能捨棄統一中國的情懷。因此，在他的最後一年才有可能做這兩個重大決定。而這兩個重大決定，都是那些跟著蔣介石撤退來台的黨國大佬們，包括“國大代表”和“立委”“監委”所深深不以為然的。偏偏這些黨國大佬們不少還是他的父執輩，嚴厲指責他是否昏了頭，是否受到潛伏在他身邊“匪諜”或台獨分子的蠱惑。因此他做出這兩個重大決定時，內心的掙扎、糾結，恐怕不足為外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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