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9日電／人類不同族群之間的文明交流與互鑒，是自古以來的常態現象。亞洲率先農業革命、歐洲率先工業革命，農業革命的成果傳到了歐洲、工業革命的成果傳到了世界各地；基督教傳入羅馬，佛教傳入中國，外來宗教在所接受地區會發生變異，產出新果實，這也是常態現象。今天我們談談在發生工業革命過程中，在走出中世紀的啟蒙時代，中國元素所產生的影響。
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末葉所謂“啟蒙時代”，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個重要時期，利瑪竇《中國札記》、杜赫德《中華帝國全志》等作品，以及對於儒家經典和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傳播到了歐洲，引起歐洲學術界和政界人事的主義。中國絲綢、瓷器、茶葉等的廣泛銷售，也激發了社會大眾對於中國文化的熱情。
歐洲人曾如此描述中國
從16世紀末門多薩在《中華大帝國史》中提出中國是地球上治理得最好的土地開始，所有17世紀描述中國的文章都非常關注中國的政府和行政管理，提供有關信息的主要是在中國長久生活的耶穌會士，而來過中國的使節、商人與海員也有一些補充。
耶穌會士肯定中國是君主專制，因為沒有世襲貴族與皇帝分享權力，但他們也覺察到文官系統對這一權力的制約。文官行政系統中，令耶穌會士印象深刻的是監察系統、審判體系和科舉選拔制度。
（一）監察與司法制度
中國禦史監察制度源遠流長。這一套監察系統在西方政府中沒有可對應的部門，而它對於政府的有效運轉意義重大，因此所有耶穌會士都注意到它並樂於描述它。利瑪竇《中國札記》介紹說，監察官分為科吏（給事中）和道吏（監察禦史），各由六十位以上經過挑選的謹慎可靠、忠君愛國的哲學家組成，他們是公眾良知的捍衛者，負責監察並向皇帝報告各地的違法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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