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政府的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由政策介入前的約149萬減至近110萬。2020年政府以“恒常現金、非恒常現金及須經濟審查的非現金福利”介入，亦即計及2020年全民派發1萬港元和其他防疫抗疫基金等特別措施後，貧窮人口才從165.3萬大幅降至55.4萬。新冠肺炎疫情百年一遇，政府政策措施非比尋常，代價是財政赤字勁升，財政儲備銳減，是不可持續的。香港解決貧窮問題必須另辟蹊徑。
首先，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必須認清香港大市場小政府的制度缺陷。政府除以公帑幫助和鼓勵就業，別無他法。大企業不同於“社會企業”，提供就業機會不帶扶貧色彩。在短中期，特區政府應鼓勵非政府組織尤其慈善團體創辦“社會企業”。在中長期，政府應趁香港資本結構調整推動企業合併，同時，設立類似新加坡淡馬錫的公營企業，為低收入家庭下一代提供就業機會以克服跨代貧窮。
其次，香港大財團應樹立香港命運共同體觀念，以恒常並可持續方式協助扶貧。應當肯定香港一些大企業是對社會有一定承擔的，但同財力相當的其他經濟體的大企業比，仍有提升空間。
樹立共同富裕觀念
最後卻絕非次要的，是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應樹立共同富裕的觀念。共同富裕不是均富，不是“劫富濟貧”。共同富裕，在內地是控制貧富差距，全體人民都隨經濟增長而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共同富裕，在香港是抑制貧富差距，逐步提高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香港不少居民有內地親友。過去，香港人在內地被普遍視為有錢人。近幾十年來，彼此收入和財富水平差距不斷縮小，甚至越來越多內地居民的收入和財富水平超過他們的香港親友。
不能不指出，香港不少人依然以為香港承繼港英年代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優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拋棄這種過時觀點，完善香港制度來解決貧窮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