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上述分析所體現出來的特點，不僅僅存在於大同一地，在我國不少城市不同程度存在，有一定普遍性。如果要大力度的實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對不少城市就意味著大麻煩，阻力不是一般的大。如果承擔不起調整的代價，僅僅是小修小補，改良非改革，短期可以緩解矛盾，但畢竟是穿新鞋走老路，麻煩積累的越來越大，越來越嚴重，後邊怎麼辦？這種情況下搞城鎮化，後果可想而知！
雖然沒有大同市詳細的數據，但從山西省1998年以來房地產投資數據分析也是對大同的房地產投資走勢有一個比較好的了解。2012年，山西省房地產投資首次突破千億大關，喜還是憂？從分析情況看，很不幸，破千億大關的同時也意味著步入頂部區域，頂部想停留時間相對長一些，唯有通脹可救之，運氣好的話，或許有個三至五年，但後期通脹對經濟社會的巨大殺傷力以及治理遠比這幾年的收益要大許多。相反，如果通脹不能幫、不敢幫，也是或許三五年內泡沫會破裂，快的話今明兩年就能見到，短期對經濟社會衝擊會比較大，但長期風險得到大幅釋放。兩種走法，怎麼個選擇，完全取決於政府怎麼看，怎麼做了。
調整就必須犧牲一些GDP，而犧牲一些GDP必然要對房地產進行系統性的治理，中國經濟治理的根子在房地產。然而，現實是這些年來房地產收益最大的恰恰是政府（主要體現在無成本、無風險的政績），以及躲在其背後的各類腐敗、如果下狠手治理，調整的代價確實不小，以致很擔心政府舍不得調整。不管怎麼說，耿市長現在離開應該是恰逢其時，但留下的政績需要接受時間的檢驗，未來回頭看會更客觀些。後邊的領導壓力不輕，並且從“理性經濟人”角度上思考，千百百計以城鎮化的名義維持泡沫是最優選擇，產能過剩繼續，結構調整沒有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