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皇民”是“合作主義者”
以李登輝、辜寬敏、許文龍與金美齡為代表的老一代“皇民”，出發點則與上面這些大陸的“合作者”有很大程度的不同，主要原因是在於這些人的童年從小就是在日本殖民統治的教育下渡過的，而且也都接受了所謂的“皇民化教育”，因而他們就算知道自己在血統與種族上與日本人不同，卻也還是打從心底裡面認同自己是大和民族的一員。
在這樣的情況下，筆者認為這些使用“合作主義者”（Collaborationist），意旨基於“信仰動機”而走到一塊的“合作者”，而不簡單的只是為了“利益”而已。
所以除了遭受強迫而從軍者外，志願參加日本軍隊投入與中國還有盟國作戰的台灣人，不僅完全認同自己是“天皇陛下的子民”，而且也認定日本是自己的祖國，甚至也打從心底裡面相信日本發動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從白人帝國主義與赤色共產黨手中解放東亞，建設“亞洲人的亞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那個年代里，所謂的“合作主義者”比較容易出現於納粹德國占領下，擁有同樣的宗教信仰或者種族主義的歐洲占領區，但是在亞太地區，由於日本人始終把中國與東南亞人看成“次等人種”的因素，“合作主義者”主要還是來自於台灣與朝鮮等殖民地。
深受日本教育影響的台灣“皇民”，不僅看不起血統與等級上比自己還要低劣的中國人與東南亞人等，同時也認為美國人、英國人與荷蘭人等西方人是一群沒有文化與教養的“野蠻人”與“魔鬼”，在他們心目中只有日本人這種純正的大和民族，在自己的心目中存在著不可動搖的地位。
所以為了捍衛自己的祖國，許多台灣的“皇民”在所謂的“大東亞戰爭”中為了日本的春秋大義拋頭顱灑熱血，儘管當中臨陣脫逃與貪生怕死者不少，但也確實還是有不少的台籍日本軍在與盟國的戰鬥中陣亡，因而得到了進入靖國神社的機會。
而假若當年麥克阿瑟將軍反攻菲律賓的建議沒有被採用，而是依照尼米茲將軍的計劃讓美軍直接攻擊台灣的話，雖然不見得所有台灣老百姓都會起來配合日軍戰鬥，但是願意為之戰死的人也肯定不少，事實上這也正是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最後決定跳過台灣的一大原因。
台灣光復以後，“皇民化”的思想雖然一度遭到了中華民國政府的壓制，但是卻伴隨著後來的“黨外運動”，依附在所謂的“台獨團體”與“本土社團”中而延續了下來，最後成為了所謂台灣民政府，甚至於部分的台灣團結聯盟與民主進步黨政治人物與支持者所信奉的意識形態，來衝撞國民黨與共產黨所宣傳的中華民族主義。
除此之外，成長於90年代以後的台灣年輕人，由於或多或少都受到所謂的“哈日”流行文化所影響，更可能在面對日據時代乃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時候，於感情上同情日本，同時敵視包括美國與中華民國在內的同盟國陣營。
雖然現在的台灣年輕一代不可能如同老一代的“皇民”那樣，為了所謂的“大東亞聖戰”去奉獻自己的生命，但是把日本當成“優越的一方”或者“親近的一方”，甚至於自己“父母之國”的心態卻還是普遍存在戰後出生的台灣民眾身上，哪怕是許多來自於外省家庭者，也或多或少受到了這樣的影響。
這也是為什麼當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普遍在亞洲乃至於世界各國遭受譴責之際，台灣人卻不分藍綠的，無法為日本在那場戰爭中扮演的角色到底是“正義”的還是“邪惡”的下一個定論的根本原因，畢竟所謂的“本土派”人士對日本有太多的牽絆存在，即便是在一些具備強烈“中國認同”的台灣人身上，我們都還是可以看到這樣的思維存在。
畢竟對於絕大多數的台灣人而言，日本的重要性即便不會超過自己祖先來自的中國大陸，也至少能夠扮演平起平坐的地位，這是許多老一代外省人與今天的大陸人所難以想像的情況。
這一些所謂“本土派”與大陸的汪政權最大的一個差異，恐怕就是在於前者對日本有愛，而後者則完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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