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面對全球化，但是文化意識不同的人的因應手段就不同。比如，在新加坡的華校制度停止後，接受英語教育成長的最近幾代人，慣於用歐美的視角看大陸，對他這些新世代們而言，全球化無非就是培養自己如何能融入世界各地的觀點。但是，他們的長輩憂心於文化衰退的大有人在，他們便會致力於文化母體的意識的恢復。
根據這樣的代溝的差異，可以大別出兩種中國認識。一是以世界為方法來重新呈現多角度的中國，因此全球化的挑戰，便是如何將中國當成是有待呈現的“客體”。二是以中國為方法來整合全球的多元文化的影響，則全球化所要求的，是恢復文化“主體”來進行文化整合。
中國是主體或客體的問題，在香港一樣也發生。在香港本身成長的各代人，面臨九七回歸之後所失去的與大陸的區隔，便亟思如何運用香港的文化軟硬體，重組中國文化元素，使之表現成為與中國大陸理解不同的形貌，亦即以中國為反省與重整的客體。這可以包括部分早年逃離大陸的移民。
但是在香港，與中國保持各種血緣社會或文化想像關係的階層，便有回歸母體的輕鬆感，採取大陸的視野評估香港的後殖民地位，運用可得的各種文化與經濟資源，因而就是母體導向的身在香港，香港是居住地，香港人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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