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創造積極的和平
和平是人類值得追求的最高價值。任何和平協議均只是停止了暴力衝突，但是對於導致衝突的根源未必做到了正本清源，因而可能產生不安全性、非永久性的特質。為了安全與持久，衝突雙方可能無法只追求一紙和平協議。必須更近一步，從消極的互不侵犯式的消極和平邁向建構和解、友好、幸福的共同家園的積極和平。
消極和平是積極和平的基礎，積極和平是消極和平的永固。一個幸福美好家園的共同追求可以超越認同與互信，而認同與互信也只有在原來衝突的兩邊共同追求一個幸福美好家園的實踐中才能充分的體現。
溫故而知新。2012年12月1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余克禮所長在《台北會談》開幕式中有一篇全方位式的致辭，內容非常精湛。他提到“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今天兩岸都應站在全民族發展的高度上，本著建設性的態度，積極面向未來”。余所長建議的最後一點是這樣的一段話“兩岸雙方都應本著以人為本，為民謀利的宗旨”，在共同維護，確保與謀取兩岸同胞最大利益的同時，都要以最大的誠意，加倍的努力，化解兩岸同胞之間的隔閡與誤會，增強兩岸同胞政治認同與政治互信的基礎。對大陸方面來說，除了要讓更多的台灣同胞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過程中不斷受益，更要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化解台灣同胞對大陸的種種疑慮，消除隔閡與誤解、誤會，切實增強彼此信任感。對台灣方面來說，尤其是執政當局與執政黨，應引導台灣社會以理性務實、客觀的心態，瞭解、理解，認識大陸，摒棄成見、偏見，乃至某些敵視心理，儘快從不愉快的歷史陰影中徹底的走出來，切實增進兩岸同胞情感上的融合，共同打造相互關懷信賴的基礎。
兩岸關係以人為本為民謀利
這一段話對個人有幾點重要的啟發，首先“兩岸都應本著以人為本，為民謀利的宗旨”，所謂以人為本，為民謀利，意謂著人民是主體而不是客體，而人與民亦非僅泛指抽象的人民，而是每一個有血、有肉、有人格、有靈魂的人，這些人都是兩岸雙方憲政體制和公務員集體要保護，服務的主體。消極的說，他們的人格權、自由權、平等權、財產權，不容受到非法的侵犯。積極的說政府更應採取主動措施，消除貧窮、維護健康，拓展教育文化，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就此而言，兩岸內部情勢的發展，兩岸當局的內部的作為或不作為，甚至點點滴滴的“事件”，都會影響到兩岸彼此的信任與認同感。在此訊息流通快速普遍的時代，一張照片，一則簡訊，往往都是無遠弗屆的。兩岸當局包括各級地方政府是否真正在做以人為本，為民謀利的工作，並以人民的服務員自許，對兩岸人民的政治認同影響是巨大的，累積的。
荀子講積微，大事是小事累積而成的。劉備講“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亦是此意。這不僅指個人的修養，這尤其要成為兩岸公部門服務的人的座右銘、警世鐘。而每一次“小惡”之後，政府當局如果還護短，掩飾更會留下不信任的後遺症。
其次，余所長提到化解疑慮，消除隔閡誤解、誤會。這確實是兩岸當局和兩岸有識之士，應當長期致力的工作。上次《台北會談》中，上海台灣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倪永傑先生發表的論文中，就建立互信畫龍點睛的說，“希望兩岸雙方應多說，多做，多用有利於增進兩岸互信的話，事及人；不說，不做，不用有損兩岸互信的話，事及人。”我完全支持此一觀點，但經驗法則告訴我們完全做到是太困難了。如果不說、做、用了有提兩岸互信的話，事及人之後，雙方當局能夠立即增強兩岸溝通，採取亡羊補牢的政策，減少損害，恢復互信，那就能化壞事為好事了。
第三，余所長呼籲台灣方面以理性務實客觀的心態，瞭解、理解、認識大陸，摒棄成見偏見，乃至某些敵視心理共同打造相互關懷信賴的基礎。我覺得這是一段至理名言，其前提是要做到兩岸社會的充份開放，所有公共事務，除了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務外，都要讓人有瞭解的機會，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人民知情權的保障，開放政府的建立，有反應，肯負責的政治文化的培養，才能增進理解，摒棄成見、偏見。我相信這段話不僅適用於台灣當局，也適用於大陸當局。至於打造相互關愛，信賴的基礎，那確實在對內施政和兩岸相互關係上要有典範的轉移。例如：是人民為國家而存在呢？還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呢？是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國家是人民的主人呢？是政府要向人民負責呢？還是人民要向官員盡責呢？法律是普遍性的規律，應當貫徹執行呢？還是執法官員可以自由心證，不受監督，不受懲處呢？
就兩岸關係言，是否根本放棄我對你錯，我善你惡，我誠你偽，我高你低，我理性你不理性的二分法思維，雙方是否徹底摒除敵視，防範排斥，算計，一昧強調，“以我為主，對我有利”的行為模式，雙方是否願意真心的走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共享幸謀，共登中華文明新高峰的道路？真正地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真正地做到為對方的成就歡欣鼓舞，見賢思齊，為對方的不幸傷心落淚，迅謀補救？如此一來，非僅兩岸政治互信可以建立，社會互信也可以建立。
認同與互信是和平的基礎
認同與互信非僅是一個理論問題，它也是一個實際問題，雙方領導人在談及兩岸未來發展時都非常重視此一問題。然而政治人物的特色是經常不願把話講清楚，經常給自己留下最大的解釋空間，這既給學者專家帶來困擾，因為難以究實政治人物的真意，也給予學者專家尋求是否應該或能否落實這些原則性宣示的空間。這些年來，兩岸高層對兩岸關係的箴言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08年馬英九先生，首度當選總統，指派副總統當選人蕭萬長先生在4月12日博鰲論壇提出十六字方針“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共創雙嬴”。胡錦濤主席也在4月29日與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會晤時提出：“建立互信，求同存異，擱置爭議，追求雙嬴”，十六字箴言，並獲得台北方面的肯定。
表面上看起來，雙方問題已經解決或者問題不大，因為只要擱置爭議，就可共創雙嬴。事實恐非如此。《北京會談》的主題仍是環繞著互信和認同問題，表示它們仍可能成為兩岸未來發展的障礙，因為雙方尚未形為共識。對雙方領導當局來說，正視現實，建立互信、與建構認同是直接關聯的，孰先孰後，就可能各說各話了。
就大陸方面來說，兩岸互信問題的基礎是一個中國原則或一中框架，就台灣方面來說，建立互信，要正視現實，雖然也支持一中，但是卻不能不面對兩岸分治的事實與現實。一中問題探討起來是篇大文章，但就會議主題來說，又不能不作簡要的探究。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在北京成立，與播遷到台北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隔海對峙。非僅兩岸敵對，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東西兩大陣營的對抗也全球化了。很長時期中兩岸相互隔絕醜化敵視，同時否定對方的法律地位與存在價值。對外而言，均主張只有一個中國，己方才是一個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國際組織與個別國家的外交承認都要選邊站。一個中國就兩岸對峙雙方均聲稱擁有中國的主權與部分治權而言，並不合現實；但因雙方均反對中國的分裂均追求國家之統一，就此一中而言，雙方確有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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