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主女神”昂山素季：理想主義的務實政治家？
昂山素季最初是西方精心包裝起來的“民主女神”，緬甸的“燈塔”。父親在兩歲時就被暗殺的昂山素季，繼承了父親的政治靈感和叛逆精神。1988年緬甸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將昂山素季這位“國父”之女重新請回了政治前綫。憑藉強大的影響力，昂山素季很快就成為軍政府最大的反對派。軍政府對昂山素季進行了多年的軟禁，也遭到了西方的猛烈批評。在軍政府看來，美國為首的西方對緬甸長達幾十年的嚴厲制裁和昂山素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制裁是後冷戰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是美國達到更深層次的政治和外交目的的新型武器。美國向來自詡民主自由，人權第一，將自己作為世界各國效仿的典範，因此披上民主與人權的制裁行動更能在表面上凸顯美國在全球推廣普世價值的合理性。制裁緬甸的目的實際是追求美國本國的利益，且這樣的制裁幾乎不需要付出太多成本，還可以讓美國盡收人權和美式民主話語的紅利，這讓美國一舉多得，屢試不爽。美國以緬甸軍政權違反民主、侵犯人權為由對該國進行制裁，但在全球拓展美式民主的同時，美國軍隊在伊拉克等地犯下的侵犯人權、違反民主的事件比起緬甸軍政府甚至更勝一籌。⑨出於現實需要，昂山素季被西方力量在緬甸用民主話語進行造神式的塑造。昂山素季收穫了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在內的諸多西方加持，使得她此後被打造成專制鎮壓下進行和平抵抗的國際象徵。由於認同西方政治理念，西方也對昂山素季曾寄予過“反華先鋒”的厚望。
然而接下來的故事腳本卻讓她昔日的西方“盟友”們大跌眼鏡。主政後的昂山素季并未成為西方勢力期待的可以不顧一切推行西方利益的“民主鬥士”和西方勢力的代言人，而是“蛻變”成了一個帶有緬族民族主義色彩（儘管可能不濃厚）的務實領導人。同時，昂山素季主政期間的緬甸也并未如先前預計那樣，成為西方反華的急先鋒，反而繼續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而且和中國的關係穩中有升，這讓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非常失望。面對緬軍針對羅興亞人的“暴行”，昂山素季為緬甸和緬甸軍隊辯護，2018年11月，美國副總統彭斯曾在新加坡會晤昂山素季并就羅興亞危機向其施壓，但昂山素季卻回應彭斯“對不起，我比你更瞭解自己的國家！”⑩羅興亞人追求獨立，這是作為緬甸領導人的昂山素季絕對不可能答應的。西方社會認為昂山素季已經失去了道德地位，民主光環褪去，認為她失去了不顧個人得失、願意為人權挺身而出者的崇高聲譽，於是，她所獲的大量人權類、自由民主類的獎項和榮譽頭銜被西方紛紛剝奪。
是昂山素季變了嗎？一個曾經力主反對中國在緬建設水電站的人權天使為何“墮落”如此？不是昂山素季的人變了，而是其政治角色的變化——從在野的理想家到執政的政治家，昂山素季的轉變來源於立足緬甸國情實際的理解和“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痛點。西方口惠而實不至的抽象民主養料并不能化作驅動緬甸變得富強安全的現實支持。在野的理想家衹需要張嘴挑刺，而執政的政治家則需要面對茶米油鹽、內憂外患。治理緬甸這樣一個複雜的貧窮國家，當家的有多難，昂山素季深有感觸。2019年，緬甸宣布增加人民幣和日元為官方結算貨幣。2020年1月，習近平正式訪問緬甸，并與昂山素季進行會晤。中緬領導人在會後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共同加強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推動中緬經濟走廊從概念規劃轉入實質建設階段，著力推進皎漂經濟特區、中緬邊境經濟合作區、仰光新城三端支撑和公路鐵路、電力能源等互聯互通骨架建設。位於緬甸西部若開邦（羅興亞武裝分子恐怖襲擊的地方）的皎漂深水港口及其經濟特區將成為北京通往印度洋的門戶。昂山素季在會見中強調，中國支持緬甸不是出於私利，而是為了捍衛公平正義，對於像緬甸這樣的小國格外彌足珍貴。習總書記則表示中方將繼續在國際上為緬方仗義執言，支持緬方維護國家尊嚴和正當權益，并表示中方支持緬方推進國內和平進程、實現民族和解，願繼續為此發揮建設性作用。兩國領導人還共同出席多項雙邊合作文件文本交換儀式，涉及政治、經貿、投資、人文、地方等多個領域。當日，中緬雙方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共和國聯合聲明》。⑪誰是真心幫助緬甸人民發展的真胞波，誰是虛偽作秀的空頭支票，昂山素季心裡不會不清楚。
三、昂山派民主激進主義的錯誤操作和其轉型正義落實的狹窄空間
“轉型正義”往往被認為是奠定一個國家的轉型政權的政治合法性的內在需要，也被理解為其民主政治發展成熟的重要指標。在理想狀態下，對正義的伸張和對和解的促進以及縫合社會裂痕，似乎該是“轉型正義”的應有之意，但從世界範圍來看，“轉型正義”的落實往往并非一帆風順。緬甸基於自身特殊的政治條件以及國際勢力的左右，其“轉型政治”在實際進程中必然遭遇到諸多掣肘、困難，甚至盲區。緬甸軍政府的民族主義與昂山素季文官政府的自由主義都是緬甸政局至今的“開花—結果”，二者雖然貌似對立，在實踐中我們卻要避免對其進行簡單的二元對立分析。緬甸半個世紀以來的格局與中華民國初年情形有一定類似。按照孫中山的建國大綱三程序——軍政、訓政與憲政——的角度來看，2008版憲法更像是緬甸的訓政憲法。它比軍政有了進步，但離憲政層次尚有很大距離。不能因為是憲法文本就簡單肯定它，但也不能忽視緬甸發展實情和時空背景而全然否定它的進步意義。緬甸2008版憲法需要被更進一步地客觀看待和評價。也即是說，中國同樣曾經經歷過這樣的時期。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將各時期區分為“軍政期、訓政期、憲政期”，尤其是把訓政期視為“革命黨人對人民的訓育”，這一點其實和緬甸軍政府的實際做法有些許的一致。中華民國時期，“訓政”在北伐（1926-1928）後成為國民黨政權形態與治國方向的主要理論依據。作為一種政治實踐，它規範了北伐後中國的政治社會生活。⑫當時，訓政的合法性原理是在國家一級的1931年6月1日《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中得到了規範化。⑬儘管這個時期也有不少批評，比如胡適從“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的視點來批判國民黨“一黨專制”——這也像極了緬甸軍政府遭到的負面評價。但是，實事求是地來說，“訓政時期”的國民黨政權在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中，為建設近代國民國家，在國民經濟基礎金融財政政策方面儘量與國際框架相接軌，尤其值得強調的是1935年11月3日的“幣制改革”對穩定國民市場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一時期的日本帝國在不斷擴大在華北的軍事經濟影響力，而國民政府府對此進行了堅決抵抗。這種抵抗恰恰是有賴於在訓政模式下有效的、有力的行政效能。1936年是中日戰爭打響之前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頂點，經濟發展能够達到一定水準，是在其政治合法性獲得社會認可的前提下才得以實現的。因此，如果將緬甸放置於整個東亞史乃至世界史中來重新審視，我們必須給予歷史條件下的緬甸軍政府一個公正的評價。一個社會如何面對它的過去，或許能決定其能否獲致永久和平與穩定發展的重要關鍵，這一點對於昂山自由派和緬甸軍政府都是必須面對的現實課題。昂山自由派將“轉型正義”作為其公共政策與政治實踐中的根本指導思想，將軍政府的威權統治視作民主之敵，在操作中對形勢的誤判和策略的不當運用或許已經顯現在多次的前期政治衝突之中。
“轉型正義”貌似絕對正義，但卻歷來在學術界缺乏共識。轉型正義涉及一個社會從威權過渡到民主的過程，⑭但是，我們如何認定甚麼是威權社會、甚麼又是民主社會、以及從威權到民主的轉型過程是否以及如何發生，本身就極為困難。對於飽受戰火和地方衝突的緬甸人，國家內部和平秩序的重建，難道不比追求政治形式上的民主化更為迫切？因此，超越時空去把轉型正義定義為是一個國家從威權過渡到民主的過程，這種理解不免顯得霸道和牽強。在關於轉型正義的研究中，學界始終對轉型正義與政治轉型之間缺乏明確的因果關係探討，例如，哥倫比亞所制定的《正義與和平法》（Justice and Peace Law），是在該國武裝衝突持續進行的過程中獲得制定的；部分國家如日本、阿根廷以及智利等，則是在政治轉型完成許久後，才開始著手進行轉型正義的相關措施；換言之，政治轉型未必立即帶來轉型正義，兩者間并不存在必然的關係，而是需要從一系列的經驗資料中加以確認。此外，關於所謂正義的理解也會因為文化不同而有非常不一樣的理解。部分學者認為，要追求正義，就應該對加害者進行報應式的刑事追訴，另一些學者則認為，使用修復式、非訴訟的手段，為社會帶來最終和解，才是實現正義的最佳方法。⑮與其針對轉型正義劃設特定理念內涵，不如尊重不同國家、文化和社會依據自身需求，采取不同的方法，來達到符合自身實情的最佳效果。昂山自由派對於軍政府這個緬甸國情中最重要的特殊性缺乏學理性的深刻理解，在轉型正義過程中，忽略了其歷史經驗中的有利視角，使得鑲嵌在制度設計中本就對軍方有利的“透明不正義”（transparent injustice）產生應激反應，使本身就脆弱的緬甸民主轉型更加危如纍卵。
緬甸的歷史和現實充分說明，軍人干政的獨特體制勢必會持續存在，緬甸任何重大改革若缺少軍方的妥協與合作都將窒礙難行。敏昂萊曾表示，在邁向民主過程中的兩大障礙可能導致結局走向混亂，一是不遵守法規，二是武裝造反；他認為必須杜絕此障礙，民主才能持續進步，因此軍隊在緬甸國家政治中仍要發揮維持穩定的作用。⑯實踐表明，民主并不能有效解決社會平等、福利分配、經濟發展，民主也無法持續提升治理的質量，甚至連疫情的治理也力有不逮。民主的蕭條和停滯并非緬甸目前可以承受得起的奢侈品，而主張加強對國家和社會進行牢固控制的軍方威權仍然韌性十足。冷戰結束以來，以西方文明為地基的自由主義式民主在政治話語中一直占據道德制高點，昂山自由派在此潮流的裹挾中也致力於將緬甸變為其理想中的國度。然而，自由主義政治的失靈屢屢發生，現實中威權政體在一些國家獲得了成功，更有不少國家實際上在介於民主和威權之間進行治理。民主并非衹有西方地基的自由主義民主，尤其在緬甸，增加民主概念的彈性和適應性，長期發展符合緬甸特點的混合政體模式，最有利於緩解緬甸各方勢力的相互拉扯，從而真正提升治理能力，進入穩固治理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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