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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儘快推進內地與香港防疫政策的銜接 |
中評社╱題：全國統一大市場下內地與香港防疫政策銜接之路 作者：劉向東（廣州），廣東工業大學法學院行政管理研究生；馮澤華（廣州），廣東工業大學廣州數據法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摘要】因內地與香港防疫政策差異而無法實現常態化通關，造成粵港澳大灣區生產要素流動受到長期阻隔。儘快推進兩地防疫政策銜接，化“就地抗疫”為“聯合抗疫”，是恢復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當務之急。當前，內地與香港在核酸檢測、疫苗接種、救治方式以及防疫“雙碼”等維度存在顯著不同，防疫政策的內在張力使得兩地接軌“通關”遙遙無期，加劇香港與祖國內地的離心效應，更阻礙了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進程。基於此，兩地應當凝聚疫情防控過程中形成的社會基本共識，以此作為調適防疫政策的價值導向，並在此基礎上形塑內地與香港防疫政策銜接的法治進路。
新冠肺炎爆發後，內地與香港實行嚴格的出入境政策。簡單的“封關”措施固然可在一定程度上阻斷新冠病毒的跨境傳播，但對香港、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國家大局造成的後遺症亦十分顯著。數據顯示，香港2020年實質GDP下跌6.1%，〔1〕乃是香港有詳細記錄數值以來的“最大年度跌幅”。〔2〕當前，受第五波疫情影響，香港2022年第一季GDP較上年同期實質下跌4.0%。〔3〕伴隨新冠疫情反復反彈，內地與香港已經實質性暫停“通關”兩年多，嚴重阻礙了大灣區城市間人員、資源、資訊等要素的跨境流動。申言之，粵港、港澳長期不互通，更影響香港同胞的國家認同，加劇香港與祖國內地的離心效應，並極大影響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構建。反觀澳門特區，儘管在疫情爆發初期也採取了嚴格的出入境政策，但在自行制定防疫政策過程中取得抗疫成效，在積極對接防疫措施過程中率先與內地實現“通關”。基於此，在統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有必要深度審視內地與香港防疫政策的諸多不同，厘清其背後存在的內在張力，並在推進兩地防疫措施銜接中構築一體化的區域協同防疫框架，期待為香港儘快驅散疫情陰霾、扭轉離心效應建言獻策，為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掃清障礙。
一、內地與香港防疫政策銜接的四維價值
（一）經濟價值：大灣區生產要素高效便捷流動的現實需要
伴隨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成為又一國家戰略後，粵港澳三地協同建設漸次出現“雙區驅動”的利好效應。“雙區”政策疊加意味著大灣區+先行示範區的制度資源將實現開放共享、互通有無，亦傳達出中央在事實上將更加重視三地合作的經濟效應的信號，廣深“雙城聯動”將帶動城市間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全方位合作愈發緊密，區域經濟協同步伐不斷加快。毫無疑問，大灣區區域經濟一體化將成為國家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不可或缺的一極。然而新冠疫情之下，內地與香港防疫政策的錯位，引致粵港、港澳乃至整個大灣區都長期處於相對“閉關”的狀態，嚴重阻礙生產要素的跨境高效流通。重大疫情防控是經濟活動得以正常開展的必要條件，而內地與香港防疫政策銜接即為當下確保大灣區公共衛生安全的首要前提。基於此，儘快實現兩地防疫政策銜接，創造更便捷的通關條件並不斷放寬相關措施，對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極具現實意義。
（二）政治價值：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時代訴求
香港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始終是中央通盤佈局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在中央的戰略部署下，國家的政治法律資源必然且已經有所傾斜。2020年初中央對港澳工作領導體制實現重大變革，統籌協調的功能得到大幅提升。《香港國安法》有力地補全了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制度漏洞，香港局勢迎來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加之後疫情時代國際政治法律環境的結構性變革，西方國家再無力涉足香港，客觀上創設了良好外部環境。但當下反復的疫情，使得香港與祖國長期處於相對阻隔的狀態，不僅挫傷了香港的經濟，阻礙其作為中心城市和特區城市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進程，又大幅度削弱了特區政府的公信力，不利於進一步防疫抗疫。當務之急，是改變當下“就地抗疫”尷尬局面，以有力的防疫抗疫措施和全方位的防疫政策銜接，儘快實現香港與內地、世界通關，進而增強香港同胞的國家認同，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三）法律價值：增進內地與香港法治互信的治理籲求
平等主體對彼此誠信品質和行為能力的內心確信，是開展合作並形成一定穩定關係之前提。當前，內地與香港“一國兩制”的政治共識毋庸置疑，但不同法域、獨立關稅區的特殊因素引致體制壁壘在短期內不會徹底改變。例如執業資格互認還未實現、豁免隔離措施上尚處停滯等。應然層面，內地與香港宜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達成合作並化解分歧，進而構築法治共識、增進法治互信。申言之，調適內地與香港防疫政策的內在張力，是提高兩地法治互信水平的有益實踐。兩地應摒棄因暫時的防疫成果對比形成的所謂“優越感”，改變“單向式”的公共衛生領域開放模式，著眼構建系統性的協同防疫法治框架，通過運用法治化思維及手段推動防疫政策銜接、機制對接，避免以規範差異拒絕融合的無謂爭拗，摒棄意識形態支配的無用爭執，最大程度凝聚權利保障的社會共識，優化協同防疫的法治環境，推動香港公共衛生規範體系融入國家治理體系。
（四）社會價值：落實“共享發展，改善民生”的原則驅動
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是空間、經濟概念，更是社會、文化概念，不僅承載著打造世界級城市群的歷史使命，更直接關係到粵港澳居民的民生福祉。粵港澳業已形成緊密的人員流動關係、社會合作關係，大量創業者、勞動者、學生和退休人員頻繁往來三地，“9+2”城市群正在日益成為大灣區居民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而協同防疫體系則是確保公共衛生安全的基石，是大灣區構建優質生活圈必不可少的條件。當下疫情反復，內地與香港處在長時間的隔離管控狀態，嚴重妨礙大灣區居民在兩岸三地的正常自由流通，甚至直接改變了工作與生活方式。內地與香港除“封關”防疫達成一致共識外，其他防疫措施存在較大差異。疫情政策長期錯位，不利於促進形塑一體化的協同防疫框架，更逞論建設優質生活圈。應以“共享發展、改善民生”為基本理念，適時大力推進內地與香港防疫政策銜接，推動兩地形成更契合當下疫情現狀的防控方案，儘快扭轉疫情態勢，恢復大灣區自由流動的面貌。
二、內地與香港防疫政策差異的具體表現
（一）核酸檢測措施
開展核酸檢測目的在於直接找到病毒存在的證據。藉助多輪全員核酸檢測，吉林、上海、北京等省市方才有效應對奧密克戎疫情。目前，內地陸續探索常態化核酸檢測工作，包括深圳、杭州、大連等城市相繼建立固定核酸採樣點，實現最短48小時、最長7天組織一次核酸檢測。〔4〕相比之下，香港政府對待核酸檢測的意願並不強烈，更不輕易要求全員強制參與檢測。2020年9月後，香港才開始實施自願免費的新冠病毒普及社區檢測計畫，費用由中央政府承擔。疫情高位運行期間，香港曾計畫推行“全民強檢”，要求全港市民須進行3次核酸檢測。但醞釀許久的全員核酸檢測，最終因時機不成熟而宣佈暫緩執行。〔5〕還需注意，兩地認定新冠陰性的CT值標準並不統一。2022年3月最新發佈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九版）》規定，衹要CT值≥35即可達到出院或解除隔離標準。〔６〕香港醫管局也下調了CT值標準，衹要CT≥30即符合出院標準。〔7〕換言之，香港部分新冠康復者在取得陰性報告入境時，仍會被認定為陽性感染者而送院隔離。〔8〕這導致粵港“通關”限制政策遲遲不能放寬，並大概率觸發後續的熔斷機制。衹有統一陽性CT值標準，才能為“通關”創設前提，至於是降低還是提高則需要粵港兩地的專家共同研討作出統一判斷。
（二）疫苗接種政策
接種疫苗以防控疫情已成為全球普遍共識。世衛組織指出：接種新冠疫苗使得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大幅度下降，各國應當儘快擴大接種覆蓋面，〔9〕在強大的疫苗供給、社會動員以及宣傳引導機制的聯合作用下，內地公民疫苗接種率明顯提高。截至2022年5月，內地接種新冠疫苗超33.8億劑，接種總量和覆蓋人數均居全球首位。〔10〕目前內地正科學穩步擴大接種人群，下一步重點面向60歲以上老人與3至11歲兒童。〔11〕直到第五波疫情前，香港政府並未做出任何行政指令，要求公民強制接種新冠疫苗。2021年2月香港公佈的新冠疫苗接種計畫，更多是政府的呼籲宣導。截至2021年9月，僅有63.6%的香港居民已接種一劑新冠疫苗，衹有近五成人完成兩劑疫苗接種。〔12〕第五波疫情肆虐背景下，2022年2月起香港分階段實施“疫苗通行證”計畫，旨在鼓勵更多人接種疫苗，並以限制進入指定居所的方式要求公民全程接種疫苗。不難看出，相對弱勢的特區政府並未採用內地“大幹快上”的方式鋪開疫苗接種措施，始終保持著相對克制的防控理念。有專家評論，香港要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首先應提高疫苗接種率，尤其是提高老年人的接種率。〔13〕
（三）醫療救治方式
此次新冠肺炎的救治工作中，中醫藥在不同階段都取得明顯療效。2020年3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披露，中醫藥總有效率達到90%以上，91.5%的確診病例使用了中醫藥治療。〔14〕內地位居全世界新冠肺炎患病率最低、死亡率最低的事實，也印證了中醫藥在新冠肺炎中的治療優勢。〔15〕彼時的武漢方艙醫院就採取中藥為主的綜合治療，並證實對危重症患者有獨特治療優勢。〔16〕《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四版）就開始提出運用中醫藥在救治工作中的積極作用，〔17〕並出臺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恢復期中醫康復指導建議（試行）》。但中醫藥救治方式在香港遭遇“水土不服”。香港衛生署頻繁掃蕩多區藥店，檢獲未經註冊的“連花清瘟膠囊”，特區政府專家顧問也宣稱“連花清瘟”對新冠肺炎療效缺乏科學數據證實，建議初期病症者服用西藥。〔18〕不難窺見，儘管無法代表香港社會的主流認識，但確實不能否認存在部分香港公眾、專家以及政府部門較為排斥中醫藥方案。聯想到2022年3月香港快速啟用奈瑪特韋片/利托那韋片兩款新冠口服西藥投入抗疫，並受到公眾普遍好評，也印證時下香港對待中西醫治療方案的不同態度。
（四）抗疫“雙碼”運用規則
健康碼、行程碼是科技戰“疫”的集中體現。通過記錄個人健康狀況、收集個體行動軌跡，政府可運用大數據分析技術直接鎖定感染或可能感染新冠的人群，提高疫情防控工作智能化、精準化水平。申言之，在內地這樣一個具有洲際規模、人口流動頻繁的超大型場域，通過廣泛採取查驗“雙碼”掃描“通行碼”、賦黃紅碼、行程卡帶星、整合核酸與疫苗等方式，才得以快速實現平息疫情，深圳、西安、南京等地迅速控制疫情即是例證。基於對個人隱私保護的考量，香港在疫情初期並未採用這一方式。2020年11月，香港推出了抗疫行程記錄APP“安心出行”，需要實名登記，通過記錄公民進出已參與該計畫的公私營場地的日期與時間，輔助高效開展流行病學調查。2021年12月，香港開始強制推行“安心出行”，要求公民出入指定場所必須掃碼登記。截至2022年5月，“安心出行”APP已獲得800萬下載量。〔19〕同時，公民在過關時必須上傳“安心出行”APP行蹤記錄，與廣東省的“粵康碼”對接，以獲得免檢疫憑證。〔20〕2021年12月香港啟用“香港健康碼”系統，自願登記使用，可透過系統提供的轉碼功能將“香港健康碼”數據傳送至“粵港碼”系統。〔21〕但這一系統在香港運行情況並不好，其實際作用限通關人士轉換內地健康碼，香港本地基本無人使用，第五波疫情爆發時完全停止運作。〔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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