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從柏克和沃格林的政治思想看當代俄羅斯的戰略意圖 作者：李海默（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與公共事務學院青年副研究員
【摘要】本文分析回顧了兩位大政治思想家——柏克和沃格林，有關古羅馬帝國和所謂“第三羅馬”的相關論述。雖然普京和今天的俄羅斯政府未必會知道或在意沃格林和柏克曾說過些什麼，但晚近俄羅斯政治文化和所謂“第三羅馬”之間的叙事糾結應是真實存在的，俄羅斯既然立志要做“第三羅馬”，其意願恐怕就不僅僅衹是擊退北約東擴，而且很可能包含有在中長時段影響乃至主導歐洲事務的期望（雖然現在看起來似乎已無法實現）。從某種意義上說，俄羅斯的行動可能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在2022年此輪俄烏衝突爆發之前，歐洲似乎頗有向往“戰略自主”的態勢，但2022年後，歐洲主要政治體似乎都明顯向美靠近，且除非2024美國內部政治權力大洗牌，或俄烏之爭儘快完全結束落幕，否則這種靠近趨勢似乎都不會被逆轉。
一、來源於俄羅斯歷史時期的“第三羅馬”稱號
俄羅斯帝國（Russian Empire ）是指1721年彼得一世加冕為皇帝後，直至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為止的俄羅斯國家，由羅曼諾夫王朝統治，在這一時期裡，俄國一般自稱其為“第三羅馬”（Third Rome）。俄羅斯帝國是歐洲傳統五大強國之一，俄羅斯帝國有好幾個別名，但其中俄羅斯人自身最引以為傲的別名，就當屬這個“第三羅馬”。這個“第三羅馬”之說，一半是後人附會和引申，另一半則或多或少算是有一點兒歷史根據和依憑。
第二羅馬通常指君士坦丁堡，也就是拜占庭帝國（即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在拜占庭帝國行將覆滅之時，俄羅斯（當時仍衹是公國）通過聯姻與之發生了一定的“承繼”關係。俄羅斯的伊凡三世（1440-1505）與拜占庭末代公主索菲亞聯姻，引進拜占庭國徽（即拜占庭帝國的雙頭鷹國徽），征服東部地區，并捍衛東正教。1480年，伊凡三世打敗了阿合馬汗的進攻，從此蒙古人逐漸放棄了其對羅斯人的統治〔1〕。1497年時,伊凡三世頒布了被推行於全羅斯的法典，在各地和各城市都任命了地方長官。
伊凡三世和拜占庭公主之子稱瓦西里三世，在其統治期間，一位來自普斯科夫的名為菲洛費依（Filofei）的僧侶將一封信件寄給了他，其中直白地聲稱：“我想對我們東正教帝國最傑出、最崇高的統治者說幾句話……愛基督和愛上帝的人都知道，所有基督教帝國終將滅亡，然後我們的國家將會繼承其衣鉢。正如預言書中所說的那樣，那就是俄羅斯帝國。兩個羅馬倒下了，但是第三個屹立不倒，不再會有第四個，這將會是永久的羅馬。由於亞波里拿留的無神異端，第一羅馬的教會衰落了。而位於君士坦丁堡的第二羅馬的大門也被以實瑪利人粉碎了。如今在你的帝國中，第三羅馬聖使徒教會在基督教信仰的光照之下遍及全世界。”〔2〕由此，“俄羅斯就是第三個羅馬帝國”的說法開始登堂入室，并在以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裡成為俄羅斯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方面，也伴隨著俄羅斯從莫斯科公國逐漸發展壯大為彼得一世時的俄羅斯帝國。雖然這些歷史陳跡看似已經翻篇，但很可能潛移默化地仍影響著今日俄羅斯的思維。俄羅斯政府高官弗拉季斯拉夫·蘇爾科夫就曾宣稱，“普京的國家汲取了歷代的治國經驗以及歷史傳統，扎根於深厚的歷史土壤之中”，而600多年以來俄羅斯的國家模式大致可被概括為四種：伊凡三世的國家（即莫斯科和全俄大公國，15—17世紀）、彼得大帝的國家（即俄羅斯帝國，18—19世紀）、列寧的國家（即蘇聯，20世紀）和普京的國家（即俄羅斯聯邦，21世紀）〔3〕，由此亦可見，歷史的叙事因素并未真正退場。
從號稱是“普京大腦”的俄羅斯地緣政治思想家杜金（Alexander Dugin）〔4〕的邏輯裡，我們也能看出所謂“第三羅馬”概念的影響，杜金聲稱其受到英國地緣政治學家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影響，而在麥金德那裡，大英帝國對俄羅斯帝國不僅是海權針對陸權，而且還是“迦太基對抗羅馬，威尼斯對抗拜占庭帝國”。從這個維度看，我們就更能理解所謂將“第三羅馬”與今日俄羅斯相連的邏輯理路，這不僅是歷史的一種附會，而且充滿了當代的現實政治意涵和投射。
二、沃格林論俄羅斯的“第三羅馬”情結
無獨有偶，二十世紀卓越的政治思想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教授對俄羅斯的“第三羅馬”情結有一大段詳盡深刻的論述分析：
這一觀念的興起與制度化的日期是重要的。伊凡大公的統治與西方民族國家（英格蘭，法國和西班牙）的鞏固同步，伊凡四世和西奧多一世的統治與西方宗教改革同步。確切地說，當西方帝國的聯結最終瓦解的時候，也就是當西方社會重新把自身納入諸民族與多元化的教會當中去的時候，俄國作為羅馬子嗣的事業開始了。自打開始，俄國——不是西方意義上的一個民族，而是一個文明性地域——就通過大公俄羅斯人（the Great Russians）的概念支配了種族，并通過“羅馬延續者”的符號形成為一個政治社會。俄羅斯社會是屬於自身的獨特種類，這漸漸被西方所認識。1488年，馬克西米利安一世仍然試圖通過給伊凡大公加冕來將俄國整合到西方政治系統裡面去。莫斯科大公拒絕了這一頭銜，其堅實的理由是其權力來源於他的祖先，有著神的庇佑，因而就無需來自西方皇帝的確認。一個世紀以後的1576年，在西方國家與土耳其打仗的時候，馬克西米利安二世采取了進一步的舉措：他授予伊凡四世以希臘東方皇帝的公銜以換取其幫助。同樣地俄國統治者并不是對一個帝國冠冕感興趣，因為在那個時候，通過鏟除封建貴族并代之以“沙皇禁苑”這一新的為其服務的貴族，伊凡已經在著手建造俄羅斯帝國。通過這一殘忍的操作，“恐怖伊凡”深深地烙在了俄國之上，成為了令人難忘的社會節點，這決定了直到今天的俄國內部政治歷史。俄國進一步地與所有西方國家——作為基督教真理的帝國代表——區別開來了。并且，通過俄國的社會再接合（rearticulation）過程，從中沙皇以生存性代表的角色出現，她就徹底地從西方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代表制度形成過程中隔絕了出來。最後在1802年的時候，拿破侖認識到了俄國的問題，他說世界上衹存在兩種國家：俄羅斯與西方國家。俄國形成了一種在超驗與生存方面都自成一格的代表類型。自彼得大帝開始的西方化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一類型，因為就社會接合（articulation）來說，它沒有產生實踐上的影響。確實可以這樣說，在顯要的貴族當中、伴隨著拿破侖戰爭、在恰達耶夫、加加林和配切林的時代，存在著個人的西方化。但是，沙皇的個人侍從并沒有轉變成貴族身份，沒有轉變成接合性的男爵身份。也許，作為俄國政治西方化之必要條件的合作性階級行動就從未出現過。并且毫無疑問的是，如果此方向上的演變可能性曾存在過的話，那也隨著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起義而消失了。緊接著，隨著霍米亞科夫開啓的親斯拉夫、反西方的歷史哲學，“第三羅馬”的啓示被增強了，這在中層貴族知識分子當中激起了廣泛的效應，產生了那種為了全人類的俄國彌賽亞末世論使命。就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這一彌撒亞主義的叠加具體表現在他對獨裁的東正教俄國好奇地充滿了曖昧的願景，認為它會以某種方式征服世界，并在此征服中促成充滿真實信仰的全基督徒自由社會的產生。正是這一曖昧的願景，在它的世俗化了的形式中激起了一種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在它對世界的征服中促成了馬克思主義的自由王國的產生。在自由沙皇之下進行的這一俄國社會初步的西式接合，隨著1917革命的發生已經變成了過去的一段插曲。總體而言，人們已經再次變成了老俄國人意義上的那種沙皇的僕人，將共產黨的幹部作為其服務的貴族。在農業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恐怖伊凡”的沙皇禁苑，又在工業經濟基礎上隨著一種報復重新建立起來了〔5〕。
沃格林這一大段文字當然是有對蘇聯體制的強烈偏見（甚至可以說是基於冷戰格局下典型西方意識形態的），且在其寫作時遠遠未能預料到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新時代和新政治生態，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沃格林對於俄羅斯的“第三羅馬”志向及其獨特政治道路和政治傳統的刻畫可說是入木三分，從這種刻畫中我們或多或少能窺見今日俄羅斯的整體戰略意圖。正如中國學者劉小楓教授所指出的，在沃格林看來，“羅馬和平”（pax romana）實質上有如“一隻鐵腕加於一片疆域和民衆之上”，“否則，那裡將淪為衆多靠極盡可能地劫掠無助民衆為生的小型軍事團夥領袖之間血雨腥風的鬥獸場”〔6〕。烏克蘭對北約東擴的積極響應，對今日俄羅斯來說，也許就恰恰觸動到了其“第三羅馬”政治意念中的“羅馬和平”環節。
三、柏克論歐洲秩序
關於古羅馬帝國在歐洲史上的極端重要性，我們還可以從十八世紀英國大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的相關論述裡，看到一些端倪。
若按照學者Sora Sato的整理與分析，在柏克眼中，整部歐洲史，除了古羅馬算是明顯的例外，都遵循於這樣一種發展軌跡：即儘管其社會面逐漸發展，但整體而言，從古代到十六世紀一直處於野蠻或混亂的狀態。柏克對這段歷史的叙述與其同時代的思想家們頗有不同，那些思想家們一般都強調歐洲國家體系的成長，16、17世紀歐洲權力平衡體系的興起，封建主義秩序的倒台，絕對君主體制的建立等，但柏克覺得這些并不重要，都衹能算是表淺現象，而柏克所在意的，是更深層次的元素和議題，柏克所強調的是一種類似於中國傳統文化裡所講的“一陽來復”的精神，即儘管歐洲列國的發展長期停滯，并遭遇了許多摧殘和打擊，但衹要其社會和文化的根基沒有被毀滅，就終會有復興那一天〔7〕。由此可見，古羅馬在柏克心目中較為重要的位置。
在柏克的晚年作品中，存在著這樣一組對立的叙事，即將法國大革命一方視為所謂“巴黎的共和國勢力”（Republic of Paris），將法國大革命的對手，亦即歐洲的各君主國聯盟視為所謂“歐洲諸國聯合體”（commonwealth of Europe），前者新起而後者源自古代以來傳統，柏克支持後者而反對前者。柏克認為後者諸國不僅都是皈依於基督教信仰，而且都是謹守著羅馬法的遺教（尤其在財產權和其它一些法律規定方面），柏克期待著這些共同分享的相似傳統屬性能促使歐洲諸君主國協同一致行動，去驅散法國革命雅各賓派勢力的影響。在羅馬帝國歷史上曾有這樣一個事件，公元三世紀時，羅馬帝國一度發生政治危機，高盧駐軍司令官波斯杜穆斯率軍脫離羅馬，自立為皇帝，建立獨立的所謂高盧帝國，自設行政機關，自鑄貨幣，公元二七三年，羅馬皇帝奧勒良收復高盧，這個高盧帝國隨之覆亡，柏克認為這就算是個激勵人心的先例，即歐洲諸國協同一致，撲滅建基於法國的新起勢力，柏克倡導歐洲諸君主國能效仿羅馬先例，阻遏法國革命浪潮〔8〕。在柏克的反法國大革命相關寫作中，曾多次提到了羅馬時期文化的例子，尤其是較多地引用了羅馬大思想家西塞羅的看法，在柏克筆下，羅馬的例子不僅是有相關連關涉性的，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應該被模仿〔9〕，甚至有學者認為整個柏克的社會和政治哲學思想都發源於西塞羅〔10〕。柏克認為，歐洲本為一家，列國間聯繫甚深且共享許多生活方式，一國之人走在歐洲之內的任何其它一國都會或多或少有歸家之感（no citizen of Europe could be altogether an exile in any part of it），就算在彼此各自為戰時，列國間聯繫仍遠未斷絕。這種現象的成因，若按柏克的說法，是因為歐洲列國幾乎共享著同一套制度範本，包括基督教信仰、君主體制、羅馬法（Roman law），以及相近似的習俗和教育制度〔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