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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上：洋務運動中的在台浙籍主印文官〔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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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下：洋務運動中的在台浙籍主印文官〔23〕 |
（三）盛行文學之風。文學上具有代表性的浙籍寓台文人首推“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1612-1688）。沈光文，浙江鄞縣人，1662年漂流至台灣。在沈光文赴台前，很多從大陸移居台灣的先民多半從事墾荒、經貿活動，普遍缺少文化素養，一直到清廷收復台灣後，大量來台的文人們在文學上的創作，才可稱為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活動，也為後來的台灣本土文化的養成奠定了基礎。他們對台灣文化具有開創之功。〔17〕
學者對沈光文有高度的贊譽。比如“台灣文學史應該從沈光文起筆”〔18〕，“是台灣移民文學、鄉愁文學、遺民文學、隱逸文學、鄉土文學、民俗文學的首倡者，台灣的詩學、賦學、古文，也都始於沈光文”。〔19〕寓台近三十年，沈光文在寥落的台灣文壇中致力於中華文化的傳播，為後人留下了大量詩文作品。1685年，沈光文創立台灣第一個詩社“東吟社”，該社是共抒理想和抱負的一群人想要延續傳統文化命脈。該社也被視為台灣古典文學的重要起點兼里程碑。〔20〕
查元鼎，浙江海寧人，約道光年間渡海來台。是竹塹（又稱淡水廳城、新竹縣城）有名的詩人。王石鵬指出查元鼎所作的《草草草堂吟草》的內容與台地相關；讀之可以藉知往事，裨益徵文考獻；詩作靈妙富贍的藝術表現，識者自能見之，無需多言。〔21〕
郁永河，浙江仁和人，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游台灣9個月後作了《裨海紀游》（又名《采硫日記》），內容包括了台灣的風俗習慣、地理風貌等，為大陸瞭解台灣打開了一扇窗。
表1-上：洋務運動中的在台浙籍主印文官〔23〕
表1-下：洋務運動中的在台浙籍主印文官〔23〕
三、浙江官員配合台灣巡撫劉銘傳帶領台灣進入近代化
洋務運動進行於同治和光緒年間，持續30年，而台灣的洋務運動稍遲於中國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李細珠教授認為，台灣的近代化始於洋務運動，同治十三年（1874），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沈葆楨、福建巡撫丁日昌開其端，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集大成，他們在台灣的一系列自強新政舉措，開啓了台灣的近代化進程。〔22〕晚清時期，台灣和祖國大陸一樣遭受列強侵略被迫開放口岸，為加強台灣的海防，1885年朝廷將台灣改建行省，劉銘傳也成為第一位台灣省巡撫。
諸多浙江官員也為洋務運動在台灣的進行貢獻了力量，包括創辦近代工礦企業、修建新式交通設施、加強近代海防建設、興辦新式教育事業等方面。洋務運動在台灣進行期間，知縣及以上的浙江官員有：光緒元年至建省前的22人次，台灣建省後的25人次；劉銘傳之後的台灣巡撫沈應奎是浙江平湖人、邵友濂是浙江余姚人。具體如表所示。
期間，劉銘傳奏請朝廷修建鐵路，光緒十三年（1887），台灣開始修築第一條鐵路，從基隆經過台北到新竹，全長106.7公里，於1893年竣工；劉銘傳在台灣建立海軍購買西方先進武器；在台北設立西學堂，聘請外教教授科學技術知識和西方語言文字；引進西方高科技設立工廠企業，開始了民族工業在台灣的起步……如李細珠教授得出的結論：台灣的洋務運動走在全國前列，成為全國最先進的省份之一，用史料批駁了台灣學者的“綜觀整個滿清歷史時期，統治者并未負起開發台灣的責任”。〔24〕
何竟山，浙江山陰人，1875年游宦赴台。在台期間寫的《台陽雜咏》提到了洋務運動:年來事事法蘭西，更仿洋操立練營。電綫已看傳信速，火輪尚待置車成。格林炮購新時樣，來復槍嗤舊日名。城社憑依狐鼠狡，無端民教起紛爭。〔25〕詩中提到架電綫、更新交通設施、操練新式部隊、裝備新式武器等。另一首：為探煤穴入林深，買到鋼鑽已萬金。鑿井真教施鬼斧，醫貧爭幸得神針。經營欲啓千年利，窺伺能防萬里心？更有磺油堪采取，山中生計待搜尋。〔26〕詩人在注釋中表示，煤礦地形複雜，鑿山用的器械都是從外國進口的，“計值二萬餘金”〔27〕，并且開礦也是重金聘請洋人指導。
詩作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台灣在大陸幫助下熱火朝天地開展著洋務運動。作為近代化探索的重要一步，台灣與祖國大陸在一起前進，此時的浙台關係，已經由“相知相識”變為“共進退”了。洋務運動，也是浙台兩地友好交流與往來的例證。
四、浙江港口經濟和浙商對台灣的支援
根據《台灣府志》記載，清朝時台灣島內的經貿已較為發達，台南、鹿港、艋舺是當時三個最繁華的商貿中心。而大量漢人移居台灣加速了島內貿易的繼續發展。
那麼島外尤其是兩岸貿易如何進行呢？十八世紀初,閩粵民衆大量移台拓墾,雖使得台灣西部地方迅速開發,但是畢竟受限於初期農業經濟的規模和氣候,很難生產自身所需的一般產品,除了生活用品,不少修船器材等生產用具也需要到福州采買;另一方面,台灣所盛產的米糖又為大陸所需。因此,兩岸逐漸形成一方供應農產品一方供應一般用品的區域分工。
康熙四十一年（1702），清政府為防止走私以及加強管理，開闢了兩岸對渡航綫，從福建廈門經過澎湖到達台南的鹿耳門。依托這一航綫，台灣與祖國大陸的經貿圈迅速擴及到浙江寧波—舟山港〔28〕、上海及其他東部沿海城市。如李細珠認為：“東部沿海數省既是台灣廣闊的商品銷售市場，又是島內所需各種貨物的采購基地，台海兩岸經濟上互通有無，自然融入一個休戚與共的經貿圈內。”〔29〕許多商人坐著海船至不同的地區載不同的貨物,比如至浙江內地載綾羅、綿綢、絨綫等,至寧波則載棉花、草席等。
當時鹿耳門港是唯一的合法口岸,自台灣航赴對岸貿易船艘皆須取道鹿耳門,故台南商業繁盛，雍正年間即發展并形成大的行郊組織,即著名的“台南三郊(北郊、南郊與港郊)”。郊,指各個港口的進出口商人所組成的同業公會，由數十個乃至上百個商號組成，業務包括采辦和分銷等。北郊專營台灣至廈門以北各港口的貿易，其中浙江寧波—舟山港是重要的集散地。道光、咸豐年間，台灣又出現不少新的郊行，例如台北的艋舺也出現了北郊，經營台灣與福州及其以北地區包括寧波等地的貿易。〔30〕1784年，清廷加開了彰化的鹿港，1792年加開淡水的八里坌港，1826年再加開彰化的海豐港及宜蘭的烏石港。
更多港口加入，更多與浙江寧波-舟山港的對接，以及在浙江籍官員的有效治理下，台灣與大陸迅速融合發展。
此外，浙江對台輸出的不僅是文職、武職官員，不僅是富有才情的文人墨客，也不僅僅是寧波-舟山港的港口貿易資源，更有浙商和浙江資金在台灣的注入。以大稻埕商埠的新建為例。巡撫劉銘傳利用大稻埕在淡水河邊的交通便利設置商埠，動員富商們出資建立了交易市場。又邀江、浙商人共集資五萬兩，蓋起了石坊、西門、街道，作為商賈民居，并修建馬路行馬車，掘井汲水作自來水，將大稻埕變成了具有近代化的新興商業城市，吸引了大批外商〔31〕。
1868-1894年間，台灣外貿總值年平均增長率為8%，遠高於3.4%的全國貿易總值，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五、結語
浙籍官員和文人，以及與浙江有淵源的人士，帶著豐富的經驗、技術進入台灣，在台灣推行積極的經濟開發政策，發展農業生產，減免各種稅賦，加強貿易，建設海防等。研究1683-1895年間的浙台交往，剖析浙籍官員和文人的在台舉措和詩作，可以看到他們為穩定台灣社會秩序、促進經濟發展、提高民衆生活質量所作出的努力和成效。同時，他們配合洋務運動進入台灣，為台灣的近代化做出貢獻。
浙台兩地的交往，也深刻詮釋了兩岸同胞血濃於水的親情和依戀。驅海盜、改吏治、平物價、興文教、辦洋務，台灣的安定和發展，少不了以浙江為代表的大陸人民的幫助。浙台兩地活躍的民間交往，在頻繁且多層面的交流過程中促進了共同價值觀的形成。
本文為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文化發展與文化浙江研究中心”自設課題《浙台文化關係與台灣近代化研究（1683-1945）》（編號2023JDZS06）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陳玲、周權：《舟台交流的歷史記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12月版，第77頁。經舟山渡海擊流求，可以視為舟山群島與台灣最早的聯結。
〔2〕連橫：《台灣通史》上册，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12頁。
〔3〕連橫：《台灣通史》上册，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12-113頁。
〔4〕這裡使用“人次”，是因為統計中出現這樣的情形：同一人在不同時間段做不同的官職。
〔5〕根據范咸《重修台灣府志》第252—311頁、周璽《彰化縣志》第327—329頁、劉寧顔編《重修台灣省通志》第29—257頁整理。
〔6〕李容福：《清代游宦台灣之浙江人士》，《台灣文獻》23卷第4期（1972年12月），第57頁。
〔7〕俞兆岳傳，乾隆二十五年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光緒二十年薛紹元《台灣通志》。
〔8〕方邦基傳，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薛紹元《台灣通志》。
〔9〕連橫：《台灣詩乘》，卷三，台灣：台灣大通書局印行，1987年版。
〔10〕程起鶚傳，薛紹元纂清光緒二十年《台灣通志》列傳，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
〔11〕戚嘉林：《台灣史》，海南：海南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第125-126頁。
〔12〕清道光十二年周璽纂《 彰化縣志 》。
〔13〕連橫：《台灣通史》下册，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620頁。
〔14〕慶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二年》，第九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
〔15〕高宇：《館藏“藍廷珍”銘澄泥硯研究》，福建：《福建文博》，2021年3月，第45-49頁。
〔16〕〔30〕范咸：《重修台灣府志》，台灣：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版。
〔17〕《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台北：秀威咨詢科技，2006年版，第170頁。
〔18〕黃得時：《台灣文學史·導論》。
〔19〕龔顯宗《台灣文學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8年，12月版，第73頁。
〔20〕《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台北：秀威咨詢科技，2006年版。第175頁。
〔21〕黃美娥：《清代竹塹地區流寓文人查元鼎及其詩作》，《竹塹文獻雜志》2001年第1期，第6-31頁。
〔22〕李細珠：《略論清朝開發台灣的經貿政策》，北京：《台灣研究》2023年第3期，第106頁。
〔23〕根據劉寧顔編：《重修台灣省通志》第29—257頁整理。
〔24〕陳芳明： 《台灣研究與後殖民史觀》，台北：《歷史月刊》，1996年第105期。
〔25〕〔26〕劉登翰等主編：《台灣文學史 上卷》，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頁。
〔27〕連橫：《台灣詩乘》，卷五，台灣：台灣大通書局印行，1987年版。
〔28〕康熙二十六年（1687），舟山再度設為定海縣，屬寧波府，康熙三十四年，清廷在定海分設浙海關署，後又在定海城內東門文彩橋下設立定海鈔關，定海正式成為東南沿海的海上貿易重要港口。見陳玲、周權：《舟台交流的歷史記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12月版，第76頁。
〔29〕李細珠：《略論清朝開發台灣的經貿政策》，北京：《台灣研究》，2023年第3期，第104頁。
〔31〕史金生：《論台灣的洋務運動》，南京：《南京大學學報》，1994年4月，第102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4月號，總第316期，P112-1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