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敘事競爭：身份政治場域中敘事慣習的選擇與衝突
敘事慣習的生成與傳承並非自然而然，在某些時刻也會遭遇强有力的挑戰。尤其是在社會變革、文化轉型的大環境下，敘事慣習會受到較大衝擊，新的敘事範式應運而生，由此確立新的價值準則與美學規範。在身份認同成爲文化政治主要議題的地方，基於身份認同的差異，不同個體對於既有文化傳統與敘事慣習的態度，會在接受與偏離之間做出截然不同的選擇。新舊價值觀念之間的對立以及族群身份認同之間的衝突，最終導向了敘事競爭的格局。
從權力秩序的角度來看，已經確立身份認同的主體必然傾向於維護屬於自身社群的敘事慣習，而試圖消解這種身份認同的勢力則與之發生對抗，在同一社會場域中産生對立和衝突。這也構成了文化生産場域中正統與異端之間的權力鬥爭。通常而言，民族國家總是致力於確立自身的文化領導權，通過主導文化建構國民的身份認同。而分離主義勢力則力圖顛覆這種身份政治的固有秩序，爲形塑新的身份認同而發明新的敘事傳統。在表面上看，新的敘事慣習與傳統的發明似乎衹是審美偏好的問題，但實際上其指向了嚴肅的身份政治議題，這也是意識形態對立的政治勢力之間對抗的重要議題。
在政治攻防的日程上，文化領域的敘事競爭往往並非迫切的任務，但是其可以持久而深刻地影響民眾的國族想像，潛移默化地塑造民眾的身份認同，因而又是非常緊要的課題。在台灣地區，“台獨”勢力就將“文化台獨”視爲關乎認同建構的根本工程，在文化教育領域積極推動“去中國化”，以期重構民眾的歷史認知與文化心理。民進黨執政下，“法理台獨”難以取得實質性突破，勢必要在“文化台獨”方面更多著墨：“‘硬台獨’雖稍掩旗鼓，從文化教育、新聞傳播、展覽節慶等公共歷史敘事入手的‘軟台獨’，卻可能馬力全開、深耕易耨。”⑧在“台獨”勢力操弄之下，兩岸身份政治的公共敘事漸行漸遠，構築起一道文化認同的鴻溝，爲推進祖國統一造成巨大障礙。
在文化生産的場域中，參與者爲爭奪政治或文化的“正當性”展開博弈，由此佔據不同的主體位置。場域雖然具備自身的運作邏輯和獨立性，但又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預和影響。在文化藝術場域，主體位置受到政治和經濟力量的制約，其主導生産的文本在美學風格、敘事慣習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因此，這種場域中主體位置的競逐，就體現爲某種美學偏好的區隔。在台灣統“獨”對立的意識形態框架下，文學參與者積極投身文學場域的“位置角逐”，從而佔據不同的“美學位置”。在台灣身份認同歷史嬗變、直至重大轉折的進程中，公共敘事參與者所掌握的“文化資本”發生了此消彼長的變動，以往被壓抑的本土派一躍成爲主導性敘事的主體，積極推動新的國族敘事，試圖塑造能夠彰顯所謂“台灣性格”的敘事慣習。
三、“中國性”的動態生成：敘事慣習與當代台灣的身份政治
（一）深層潛流：主導文化之下敘事慣習的發展脈絡
敘事慣習一方面體現爲族群歷史文化傳承中慣常所見的主導性的“元敘事”，其中彰顯的道德倫理和價值觀念爲族群成員所共同遵循，另一方面又體現爲特定的敘述形式與美學風格。對於特定族群來説，他們的敘事慣習往往直接體現在流行的公共敘事文本當中，通常能夠被公眾直觀地感知和把握。然而，在某些歷史情境中，由於受制於政治意識形態或文化生産場域內部權力博弈等因素，敘事慣習的表現並不顯豁，衹能以一種靜水深流的潛隱狀態而存在。在冷戰時期，海峽兩岸因爲政治對峙而斷絶了互動與交流，迥異的政治意識形態塑造了兩岸不同的文化秩序與文藝生態。在意識形態規訓的、政治傾向鮮明的主導文化之下，兩岸文學與文化依然表現出某種文化習性方面的親緣關係。正是由於海峽兩岸文化的共通性，台灣本土主義勢力雖然在教育和文化領域持續推動“去中國化”，圖謀割裂台灣與中華文化的血脈聯繫，卻始終面臨難以克服的障礙。從某種程度上講，在塑造國民文化性格與價值觀念方面，作爲深層潛流的文化傳統與敘事慣習，比現實政治的作用和影響更加深刻。
1949年敗退台灣後，爲彰顯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和文化正當性，國民黨當局不遺餘力地通過文化制度和文藝政策等控制系統建構“大中華中心主義”的價值體系與歷史文化敘事。在受到本土主義的挑戰、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崩解之後，“大中華中心主義”固然喪失了以往充沛的文化正當性，但是中華文化的基因無法被徹底抹除。時過境遷，政治宏大敘事逐步消解，體現敘事慣習的元敘事框架、倫理觀念、美學風格、話語模式等依然保有韌性和影響力。這也爲推進兩岸融合發展、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創造了有利條件。
文化生産場中美學位置的競爭態勢，與主體在政治和社會等權力場域中的結構位置是相對應的。權力位置的翻轉，勢必會造成主導性美學位置的更迭。在台灣本土主義勢力崛起之後，“大中華中心主義”的價值體系、美學範式受到極大衝擊和挑戰。然而，政治意識形態與美學範式之間的互動又是複雜的：一方面，具有政治意涵的美學表達會受到權力政治的徵用或者貶抑，而在文化慣習的驅動之下，受到貶抑的美學範式也不會就此銷聲匿跡，而是轉換成一種潛隱的存在狀態；另一方面，某些形式層面的表達技法、美學風格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關聯比較微弱，因而可能被各類政治主體廣泛采用。“中國性”的文化價值可以通過西方現代主義手法展現出來，而那些試圖背離“中國性”的內容生産，也可能依舊受制於中國傳統的敘事慣習與文化表達。在台灣，雖然“台獨”勢力在文教領域推動的“去中國化”愈演愈烈，但深度嵌入中華文化傳統的台灣，終究難以徹底去除歷史積澱並轉變文化性格。伴隨著中國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强，中華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的能見度不斷提昇。儘管在台灣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中華文化依然佔據重要的美學位置。在台灣身份政治演變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性”的文化傳統與美學範式始終是一條綿延不絶的基本脈絡，並展現出堅韌的文化品格，爲重構台灣身份政治的秩序、翻轉文化場域“位置角逐”的格局奠定了基礎。
（二）情感結構的變革與敘事慣習的演進
通常而言，敘事慣習的考察要立足於較長時段的歷史軸線，著重展現這種慣習的相對穩定性。這對於探究身份政治的文化基礎，具有重要價值。不過，在政治力量干預之下，文化生産場的競爭態勢會發生顯著變革，主導性美學位置持續變動，由此生成了新的文化生態，浸淫其中的實踐主體自然會産生新的美學偏好。長此以往，新的文化習性與情感結構就得以塑造出來。個體固然難以掙脫族群更加宏大的文化傳統的約束，但是在特定歷史時空以及場域結構中形塑的習性，也會打上鮮明的時代和意識形態烙印，從而程度不同地背離族群的歷史傳統。
當代台灣的身份政治實踐，充分顯示了權力政治、市場運作在主體文化認同實踐中的重要作用，爲提出重塑身份政治秩序的有效策略提供了啓示。在本土主義潮流的衝擊之下，看似穩固的“大中華中心主義”的身份認同秩序逐步趨於消解。在此過程中，作爲挑戰者的本土主義勢力，藉助有效的政治動員爭取選民支持，在攫取政治權力之後就通過具體的機制逐步推進“去中國化”的政治和文化議程。這種狀況表明，單純依賴文化慣習或傳統，而在政治動員、歷史教育、文化傳播等領域被反對勢力擊垮，進而喪失話語權和議程設置能力，就無法保有文化領導權。
在身份認同以及文化領導權競逐的複雜進程中，文化傳統、敘事慣習成爲被意識形態徵用的重要資源，與此同時又成爲解構、反叛與排拒的主要目標，遭受了裂解、融合、重組等諸多變異。當下，在台灣，重構的政治、文化生態塑造了主體新的情感結構，確立了新的身份政治秩序，也驅動主體在文化生産場中選擇與自己身份認同相應的位置攫取策略。台灣身份政治秩序的變革，是本土主義膨脹與大中華中心主義受到衝擊的結果，在歷史軸線上展現了某種“代際邏輯”：在本土主義價值受到推崇的歷史語境下，更加親近西方政治意識形態的台灣年輕世代，對於家國情懷、大一統價值等普遍比較淡漠和疏離，在國族認同問題上與父輩漸行漸遠。這也反映出當代台灣民眾情感結構的代際落差。要重構台灣身份政治格局，就必須正視並回應這一現狀。
身份認同需要相對穩定的文化根基，這也正是敘事傳統或文化慣習的價值所在，如此纔可以讓處於歷史變動進程中的個體置身於族群文化的主導性脈絡當中。因此，維持敘事傳統的穩定性是十分必要的。與此同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也要對敘事傳統做出適當調整，爲其植入時代新質，重新探索海峽兩岸公共敘事的交集，爲敘事共同體建構探尋新的文本資源和美學路徑。新的歷史語境下，受到兩岸讀者推崇的張愛玲，爲溝通兩岸民眾的情感結構提供了有價值的啓示。在大陸，20世紀80年代“重寫文學史”的語境中，張愛玲重新登場，形成經久不衰的“張愛玲熱”，甚至被提昇至比肩魯迅的尊崇位置上。在台灣，張愛玲的仰慕者甚眾，其熱度也絲毫不減，其作品的中國文化敘事與典型意象，成爲塑造台灣當代讀者“中國想像”的重要載體，因而潛在地具備導引讀者文化認同的價值。正因爲如此，具備“台獨”傾向的學者主張要“告别張愛玲”，否則“如果過於自然地將她納入到台灣文學譜系之中，會不斷地啓動‘中國想像’，最終會演化成‘台灣獨立的國族共同體的絆腳石’”。⑨從重構台灣身份認同秩序的角度來看，“台獨”論者的憂慮恰恰説明了這種文學敘事的潛在價值。
歸結起來，張愛玲的文學書寫一方面沿襲了中國敘事傳統，飽含中國文化意味；另一方面又與革命、政治的宏大敘事拉開距離，淡化了意識形態色彩，從而在民族國家身份認同建構方面具備了更大的包容性。與此同時，張愛玲將中國的敘事傳統與西方現代小説技法融爲一爐，更加適應現代都市生活的書寫，實現了對敘事傳統或敘事慣習的重構，彰顯出鮮明的現代氣質，得到了華人文化社群的普遍認可。張愛玲作品跨越海峽兩岸、擴散到海外的流行狀況，一方面顯示出中華文化及其敘事傳統在華人文化社群中的重要價值，另一方面也揭示出與時俱進地調適敘事傳統的重要性。那些疏離政治意識形態的文化敘事，並非與現實政治徹底絶緣的藝術文本，它們攜帶著文化中國的深層密碼，能夠驅動文化消費者匯聚到中華文化的精神世界中，在共享民族敘事傳統與敘事慣習的基礎上，推動跨越意識形態藩籬的敘事共同體的創構。
四、結語
基於“中國性”的文化認同，爲跨越意識形態邊界的中華文化共同體建構創造了條件。中華文化共同體具有相對穩定的精神和價值內核，卻又不是封閉自守、僵化停滯的系統。作爲民族傳統文化的積澱，“中國性”的生成與發展處於貫通古今的歷史軸線上，呈現爲一個動態開放的意義系統。伴隨著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面向未來、面向世界更加廣大的文化社群，兼容並蓄的中華文化將展現出更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爲促進跨文化交流、增進不同文明間的理解與信任做出更大貢獻。
基金項目：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學研究項目“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下的兩岸閲讀教育融合發展研究”（項目編號：FBJY20240021）。
注釋：
①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楊華慶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49頁。
②陳奕麟：《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爲文化作爲認同之曖昧不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99年第1期。
③吳英成：《開放中國屬性：海外華人圈華語變體切片》，《聯合早報》2002年12月15日。
④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5頁。
⑤張法，張頤武，王一川：《從“現代性”到“中華性”——新知識型的探尋》，《文藝爭鳴》1994年第2期。
⑥亨廷頓：《誰是美國人？美國國民特性面臨的挑戰》，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頁。
⑦戴維·斯沃茨：《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陶東風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2年版，第116頁。
⑧徐和謙：《硬台獨受限 鄭麗君主導軟台獨》，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40411004561-262104?chdtv
⑨張羽：《張愛玲與台灣文學史書寫》，《台灣研究集刊》2007年第3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4月號，總第328期，P96-10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