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集會：從政治爭議轉向務實理性
近幾年，在由政治反對派勾連外部干涉勢力挑動的“民主化議程”與“政治訴求”事件中，部分香港青年成為其先鋒和主力。作為網絡使用的主力軍和占據科技優勢的社會族群，香港青年不單在政治參與態度上由“政治冷漠”轉向“政治熱情”，還在部分反對派及外部勢力扶植下，將政治集會“綫上動員”、“綫下參與”，即綫上虛擬環境與綫下真實場景結合，使青年政治參與的“政治能量”依托網絡而迅速升級。
鑒於香港青年政治經驗較少、政治熱情較高和期望自身經濟社會地位提高而“出人頭地”，以及回歸後國民通識教育滯後引發的青年群體政治認同、國家認同較為淡薄等特點，香港部分政治反對派和以美英為首的外部干涉勢力，試圖利用、操縱香港“廢青”和“黑暴”分子，干擾和破壞香港經濟社會發展。這些政治勢力通過內外勾連，策劃和組織包括香港青年在內的香港民衆進行政治活動，引發以政治集會為主要形式的2014年“占中運動”，以及2019年以夾雜大量暴力行為的政治集會乃至游行示威的“修例風波”。特別是在“修例風波”中，部分香港青年甘當“炮灰”，不惜“大肆破壞交通工具，分別有85個港鐵站、68個輕鐵站受嚴重破壞，亦有人向運行列車投擲汽油彈”⑬，從而不斷施壓特區政府。
這其中，以香港青年為主力的非法“占中運動”，雖然主要以政治集會形式占領香港中環等核心區進行政治抗議長達79天，但受該非法運動的持續衝擊，“香港政局激烈動蕩，治安堪憂，股市暴跌，學校停課，部分交通癱瘓，民衆生活受到嚴重影響”。⑭“占中運動”最終在香港政府的呼籲及適度的強制措施之下，這些香港青年取消了政治集會，實則也是為特區政府的一些治理措施乃至“一國兩制”治理香港的方式方法發出“預警”——即需要儘快完善“一國兩制”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制法規，進而依托法治更為全面地保障香港繁榮發展。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占中運動”及“修例風波”的香港“廢青”及“黑暴”勢力并非香港青年主流。不論是“占中運動”還是“修例風波”，鑒於其對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均有包括大量青年在內的香港市民，以政治集會乃至游行示威等多種形式，反對這些“廢青”與“黑暴”勢力挑起的政治衝擊，形成了香港社會“反暴力、護香港”的主流民意。
三、新時代香港地區青年政治參與的影響因素
（一）香港特區管治機構：掌握強大公共權力要素
香港特區管治機構涵蓋特區政府、特區立法機構、特區司法機構等部門，亦即傳統意義上的“大政府”。作為政治社會化的“利益攸關方”甚至是“關鍵力量”，香港特區管治機構特別是香港特區政府推動制定的各類政策（如經濟、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法律法規等，因涉及到民衆切身利益，往往受到包括青年在內的各界民衆關注。
各級政府的此類政策措施與政治行為通常是向各界民衆明確展示其自身的政治態度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趨勢，影響著民衆的政治情感與政治認知。香港特區政府同樣概莫能外。針對“修例風波”及其附帶的社會及法治問題，2020年6月30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生效實施。
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有關部門和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同時堅決支持愛國愛港人士捍衛香港法治的行動；特區警方嚴正執法，采取有效措施打擊“港獨”分子和活動，依法取締形形色色的“港獨”組織；特區政府同時采取強有力的舉措，有效防範、制止、懲治包括“廢青”和“黑暴”勢力在內的極少數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切實保護包括青年在內的香港各界的合法權利和自由。2021年，香港特區管治機構積極貫徹“愛國者治港”原則，完善特區公職人員宣誓制度，落實選舉制度改革，進一步充實和完善香港的法治環境。
在中央采取制定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等一系列標本兼治的政治舉措、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後，香港特區管治機構依據相關法律，順勢而為，從議員資質、產生程序、界別劃分、監督評判等環節入手，及時重塑了香港區議會制度。這些重要的法治舉措使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相關的政治制度建設形成了完整體系，對香港特區清除“亂”的根源、鞏固“治”的基礎，不斷走向由治及興，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⑮
與此同時，針對“占中運動”“修例風波”等青年政治參與引發和暴露出來的經濟社會問題，香港特區政府在中央全力支持下，積極破解包括“籠屋”在內的影響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及時妥善解決包括青年在內的各界民衆的政治訴求與民生訴求，積極提高自身的施政能力和管治水平，推動香港地區進一步實現良政與善治，增強包括青年在內的香港各界民衆的“獲得感”。實際上，實施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在中央大力支持和香港特區管治機構的不懈努力下，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日趨穩定，已經呈現由亂及治走向由治及興的重要態勢。
（二）社會政治生態環境：日趨法治化和理性化
實際上，香港之所以發生以青年為先鋒和主力的“占中運動”和“修例風波”，究其根源在於香港政治生態法治環境的缺失。特別是港英殖民時期的“去國家化”“國際公民”的教育政策，使回歸前的香港衹存在公民教育，造成香港教育的政治和民族主義真空。香港回歸後有關國家安全與政治認同領域的立法存在諸多缺失，也使得英國等外部政治勢力有機會公開支持亂港行為及在暗地裡通過香港監察等組織進行情報搜集、滲透破壞，并培育、扶持和包庇亂港分子。
正是因為香港有關國家安全法律法規的缺失，使香港社會近幾年出現“泛政治化”傾向，其原因之一便是反中亂港分子因“無法可依”導致缺乏有效懲戒；這些反對派勾連外部勢力，煽動和縱容各類“廢青”和“黑暴”勢力，衝擊香港經濟社會發展。這些反中亂港分子藉民生問題煽動各界民衆特別是香港青年對政治議題的非理性看法，導致部分民衆特別是“廢青”與“黑暴”勢力在內的香港青年，把就業、住房等諸多不如意均歸結為香港選舉制度不够“民主”，認為衹要政治制度特別是選舉制度改革達到所謂“國際標準”，諸多經濟、社會問題均可“迎刃而解”。這類不切實際的想法與觀點，因缺乏相關的法律法規予以規範與懲戒，在香港不斷地製造衝突與對立。極端地方勢力甚至於2016 年混進了區議會和立法會，在經濟、政治、教育等領域給特區政府製造不小的管治障礙。⑯
同時，對於“愛國者治港”原則，香港舊有的法律法規缺乏明確的措辭嚴謹的強制性規定。實際上，世界多數國家和地區的主流做法，均是通過憲法和法律對各級公職人員的愛國情懷與政治忠誠作相應強制性規定，以保證主權國家有效生存以及其居民生產和生活的有序開展。⑰在“愛國者治港”的要求下，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作為香港特區的管治人才，其一旦有任何有違愛國愛港的言行，無疑都違背了基本法、觸碰了“政治紅綫”，而相關的違法者必須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及法律責任。
為改變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長期缺失的局面，2020年全國人大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即香港國安法，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香港政治生態的不良狀態得以迅速改善。藉助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危害國家安全、擾亂輿論秩序、鼓動“廢青”暴力抗爭的《壹傳媒》等亂港媒體受到整肅，大眾傳媒的輿論導向得以逐步回歸正軌；香港民主派最大型的教師工會“教協”作為淩駕在香港教育之上的政治團體則隨之被解構，國家通識教育逐步在香港各類學校完善與落實；多部與香港“廢青”相關的電影和紀錄片等，均無法在香港上映。
質言之，隨著香港國安法的出台以及特區新管治主體的產生，香港政治生態正在進一步發生積極轉化，有效打擊和震懾了香港社會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分裂勢力，為香港青年的政治發展與健康成長提供了強有力的法治保障。
（三）香港青年個體：政治參與內在主因
青年政治參與的最終目標是要落實到青年民衆個體的政治參與，并將個體的青年政治參與逐步匯聚，最終形成青年政治參與的“洪荒之力”。作為社會成員，青年民衆個體一方面可以通過一系列的政治實踐來逐步認知政治體系、政治現象、政治制度等，另一方面則通過政治實踐檢驗和修正青年所獲得的政治認知、政治思想、政治態度與政治經驗。源於香港長期被港英當局統治引發的特殊政治氛圍與管治體制，有別於內地青年的個人奮鬥與國家發展的緊密結合，部分香港民衆特別是香港青年個體的政治認同、國家認同并未達到應有的深刻程度。
基於“小政府、大社會”的舊有格局，香港特區政府無法有效引導社會輿論及意識形態的發展方向——作為“最明顯和最重要的影響之一，就是使得政治事件引人注目”的大眾傳媒并不完全為特區政府掌控，無法積極引導香港青年個體的政治認同、國家認同，導致日益嚴重的民粹傾向和地方主義意識，對特區政府貫徹實施“一國兩制”形成干擾。⑱在政治反對派的操縱下，香港與內地因歷史原因造成的各類差異被不斷放大，包括青年個體在內的香港各界對國家主體的不認同甚至還轉化為對國家合法性及權威的排斥。
對香港青年個體而言，持續多年的政制發展和國家安全問題目前已經得到基本解決，青年個體所關注的經濟民生問題開始真正成為香港各界的焦點議題。大量青年個體所關注和詬病的香港社會的分配不均、薪資收入差距加大、生活成本上升、房價高企，也成為特區管治機構和社會各界的關注重點。當前香港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向了民生領域，這在香港社會已經形成共識。
實際上，源自香港被港英當局統治一個多世紀的特殊經歷，包括香港青年在內的香港各界民衆缺乏被內地和香港所共同認可的集體記憶和社會符號，這成為對香港特區實現有效整合的最大障礙。⑲每個香港青年需要同香港各界民衆一道，逐步增強對於“一國兩制”政策下香港各類制度的理解、認同和支持。在這個青年政治社會化的進程中，青年政治參與已然成為每個香港青年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基金項目：本文為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課題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協同創新研究專項（項目編號：21CCXJ20）、2022年度山東省人文社會科學課題（項目編號：2022-YYFX-25）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駐港中資企業各展所長、善作善成——為香港經濟社會發展蓄力注能》，《人民日報·海外版》2023年8月9日第04版。
②《李家超發表2024年施政報告:齊改革同發展 惠民生建未來》，中國政府網，2024年10月16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0/content_6980779.htm，2025年3月22日最後查閱。
③參見王浦劬等：《政治學基礎》（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15-219頁；Pippa Morris, 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the lnternet Worldwid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6。
④[美]西摩·馬丁·李普塞特著：《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張紹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10頁。
⑤《習近平給參加海峽青年論壇的台灣青年回信》，《人民日報》2022年7月13日第01版。
⑥參見強世功：《“和平革命”中的司法管轄權：從“馬維琨案”和“吳嘉玲案”談香港憲政秩序轉型中的司法主權之爭》，見陳弘毅、鄒平學主編：《香港基本法面面觀》，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第163頁。
⑦《國務院港澳辦：進一步夯實香港由治及興社會基礎》，新華網，2023年12月11日，http://www.news.cn/2023-12/11/c_1130018957.htm，2025年3月28日最後查閱。
⑧《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民調：四成半市民認為青年向上流動機會不足 有關看法較去年正面》，http://www.hkiaps.cuhk.edu.hk/press-release。
⑨王超：《非法“占中”活動與“八九政治風波”比較分析》，《學理論》2015年第2期。
⑩《當青年被綁上暴力戰車——香港修例風波回望之二》，《人民日報》2020年05月09日第04版。
⑪《煽惑、洗腦與撕裂——香港修例風波回望之一》，《人民日報》2020年05月08日第04版。
⑫洪雯著：《兩個香港的彌合之路——拆解經濟深層次矛盾》，香港：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108頁。
⑬《香港警方：至今共7019人因修例風波被捕 學生占4成》，中國新聞網，2020年01月23日，http://hm.people.com.cn/n1/2020/0123/c42272-31560838.html，2025年4月22日最後查閱。
⑭馬曉霖：《“占中”堵塞香港正常發展的通道》，新華網，2014年10月01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001/c70731-25771553.html，2025年3月22日最後查閱。
⑮《香港區議會選舉展現良政善治新氣象》，《人民日報》2023年12月12日第010版。
⑯魏南枝：《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與走向》，《中國青年研究》2018年第5期。
⑰李林、莫紀宏、陳欣新：《“愛國愛港”是中國公民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基本法律要件》，《港澳研究》2013年第1期。
⑱莊吟茜：《論香港民主化進程中的民粹主義》，《學海》2016年第3期。
⑲祝捷、秦玲：《論香港社會國家認同的建構方法——〈基本法〉愛國主義的理路與實現》，《港澳研究》2018年第4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6月號，總第330期，P97-1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