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論中國地緣政經環境的多維互動與戰略平衡 作者：趙偉（西安），西安翻譯學院教授；石洋（廈門），通訊作者、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生
【摘要】中國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是全球地緣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複雜性源於歷史交融、地理空間、區域熱點、經貿連接等動態叠加。本文著重剖析中國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的多維互動特徵，聚焦周邊領土爭端、外部戰略圍堵、大國博弈效應等多重安全風險挑戰，提出“多邊機制”“築島破鏈”“底綫思維”“合作共贏”協同的戰略應對邏輯，為理解中國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提供系統性分析框架。
引言
地緣政治和經濟是國家生存與發展的空間基礎，其核心在於地理空間與政經權力的互動關係。中國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始終處於動態演變中，具有包容性、脆弱性和複雜性等多維特徵。作為歐亞大陸東端的核心國家，中國周邊鄰國衆多，經貿交流合作密切，大國博弈效應叠加，區域衝突熱點頻發，既是安全風險的“高發區”，又是全球產業鏈的關鍵節點和經濟發展的“機遇帶”，更是陸權與海權交匯的“十字路口”。隨著國際權力結構的深度調整、美國“印太戰略”的加速推進以及地區矛盾衝突的聯動發酵，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呈現“風險與穩定并存、競爭與合作交織”的複雜形態。本文通過多維度分析，揭示中國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的基本特性、安全風險和戰略應對邏輯。
一、中國地緣政經環境的多維互動特性
中國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極為複雜，在歷史交融、地理空間、社會經濟、宗教文化等方面具有多維互動特性。
（一）歷史交融的包容性和多樣性
中國作為東亞文明的中心，處在一個相對獨立和封閉的地理單元：國際地緣政治所描述的“世界島”最東端，即亞歐大陸東亞板塊。長期以來地理環境的相對隔絕有效阻隔了大規模外來移民的進入，保障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華文化圈，廣義上包括朝鮮半島、中南半島、日本列島等。歷史上中華文明的外來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挑戰，表現為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劇烈碰撞。當農耕文明強盛時，中原王朝可以抵禦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而當農耕文明衰落時，中原王朝就陷入危機困境中。無論是向外擴展和延伸，還是內部更替和淪陷，中華文明都能在“衝突——適應——融合”中不斷吸收各種文明的養分，形成包容性和多樣性的文明特徵。然而，相對封閉的農耕黃土文明在大航海時代來臨時卻放慢了前進的步伐，在海權全球擴張中逐漸落後於通達開放的藍色海洋文明。近代中國大門的打開正是西方殖民者從海上開啓了封閉數千年的中國門戶，令中國逐步淪為被列強瓜分的半殖民地，使中華文明屢次因海陸雙重威脅而陷入嚴重的安全危機，尤其是1895年甲午戰爭更是把中國帶到了國力滑坡的谷底，然後置之死地而後生。覺醒後的中國人民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內憂外患和浴血奮戰，於1949年艱難地站了起來，不再被列強淩辱；又經過30年的努力拼搏和先後四次“立國戰爭”才站穩了腳跟，創造了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再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快速發展，終於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高峰。當前中國秉持“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合作與交流，致力於營造和平、穩定、合作的周邊環境。
（二）地理空間的便捷性與脆弱性
中國陸地面積約960萬平方公里，東部瀕臨太平洋，西部深入歐亞大陸腹地，是典型的“陸海複合型”大國，邊界綫總長4萬公里，恰巧與地球周長耦合。這種地理特徵賦予中國獨特的戰略優勢：在陸權擴展方面，陸地邊界2.2萬公里，與中亞、東南亞、南亞和東北亞形成深度的陸上聯通，西部陸路通道過去因運力限制難以有效發揮而一度沉寂，如今隨著陸路快速交通和大基建的推進，陸路運輸的便捷性日益顯現，交通綫路縮短、運輸速度加快、運輸時間節省、交通工具更新換代和新能源開發利用等因素使運輸成本大幅降低，運輸效率明顯提高，尤其是高鐵大規模的興建使長距離的快速陸運成為可能，覆蓋歐亞主要國家的中歐班列陸續開通，運量大幅增加，運輸時間不到海運一半且日益縮短，吸引越來越多的國際貿易貨源，成為便捷的陸路通道，改變了全球交通格局，從而影響世界貿易格局。在海權潛力方面，中國海岸綫長達1.8萬公里，管轄海域約300多萬平方公里，是東北亞至東南亞海上通道的重要樞紐，過南海經馬六甲海峽年均通過的中國商船超60%。陸海兼備的地理空間也帶來開放的脆弱性：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直面海上威脅，尤其是南海、東海方向；西部邊境面臨非傳統安全挑戰，如恐怖主義滲透，地緣政治風險呈現“陸海雙向壓力”。“一帶一路”合作倡議就是要建設連接亞歐非、貫通世界島的陸路運輸通道，讓全球經濟發展重心重回世界島，從而促進新陸權時代的到來。
（三）周邊鄰國的多元性與複雜性
中國周邊鄰國衆多，陸地與14個國家接壤，海上與9個國家隔海相望，其中朝鮮和越南是陸海雙鄰。這種地理環境使中國成為全球鄰國最多、地緣關係最複雜的國家之一。21個陸海鄰國在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水平、文化宗教等方面差異較大：既有世界性大國，如領土最廣的俄羅斯、人口最多的印度和群島衆多的印尼，也有內陸山地小國，如不丹、塔吉克、吉爾吉斯等；這些國家涵蓋不同政治體制，既有社會主義國家，又有資本主義國家；每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發展階段落差明顯，既有發達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又有新興市場化國家，如馬來西亞，還有欠發達國家，如阿富汗、老撾、柬埔寨、緬甸、孟加拉國等；各國文化多樣，宗教信仰各異，有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多種文明匯流碰撞，相互交融。這種地理環境的多元性特徵導致周邊關係錯綜複雜，各方利益訴求分化明顯，通路控制與資源爭奪矛盾突出，地緣經濟機遇與挑戰并存。一方面，周邊地區與中國經濟聯繫緊密，貿易往來頻繁，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市場，也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區域，更是能源、原材料和糧食的供給基地，如東盟連續5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2024年雙邊貿易總額近7萬億元人民幣，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9%，中俄能源合作日益深化，東綫天然氣管道年輸氣量高達380億立方米；另一方面，南海等海域戰略通道的管控與反控矛盾浮出水面，海上油氣田、漁業等海洋資源的爭奪日益尖銳，某些國家與中國的領土海域爭端不時發生，如中印邊境、中日釣魚島、東海海域、南海部分島礁與海域等問題，陸海通道安全與經濟利益緊密交織，呈現“合作與競爭并存”的互動態勢。中國努力通過“睦鄰、富鄰、安鄰”的外交政策，在維護國家主權與促進區域合作之間尋求平衡點，塑造穩定的周邊環境，但域外勢力的干預仍構成安全威脅和嚴峻挑戰。
二、中國地緣政經環境的安全風險變量
中國地緣政治環境的安全風險變量顯著增多，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領土海域爭端常態化和尖銳化
在領土邊界方面，中國已與12個陸地鄰國完成約2萬公里的陸地邊界勘定，衹剩不丹和印度2個國家約2000多公里的邊界綫尚有爭議。中不邊界雖未正式劃定，但大致沿用傳統習慣綫，邊境地區相對平靜。自1998年兩國簽署《中不邊境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以來，局勢基本穩定，領土問題仍有待解決。中印邊境爭端是中國陸地安全的突出挑戰，邊界爭議地區約13萬平方公里，中方實際控制不到30%，其中東段藏南地區約9萬平方公里和中段波林等2683平方公里被印度非法控制，西段阿克賽欽地區3.4萬平方公里由中國實際控制。2017年洞朗危機、2020年班公湖和加勒萬河谷衝突後，雙方在邊境西段和東段的對峙常態化。印度試圖通過推進“拉達克中央直轄區”等非法行政區劃，強化邊境軍事部署，持續增兵邊境至20餘萬；中國則通過大力推進基建、加強邊防巡邏、構建防禦體系等策略鞏固實際控制區。
在海域爭端方面，約12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處於爭議中，占中國管轄海域近四成。東海海域與日本的釣魚島主權爭議和黃海海域與韓國的蘇岩礁糾紛一直懸而未決，南海海域除《中越北部灣劃界協定》確定的領海基點外，其他海域，尤其是南沙海域的劃界和島嶼主權爭端較為突出。南海爭端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東南亞聲索國對南海諸島全部或部分島礁提出主權要求并非法侵占部分島礁而產生的領土問題；二是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劃界問題。中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是歷史上確立的，最早發現、最早命名、最早開發利用、最早有效且持續行使主權和管轄并確立相關權益，但菲律賓、越南等部分聲索國在外部勢力的支持下，非法侵占南海部分島礁，并強化對非法侵占島礁的實際控制，如菲律賓強占中業島等8個島礁，在仁愛礁“坐灘”軍艦，在黃岩島附近海域游弋挑釁；越南搶占南子島、南威島、萬安灘等29個島礁，在南沙填海造島，導致南海衝突熱點不斷，而美國則在後面煽風點火，并以“維護航行自由”為名介入，頻繁派軍艦進入南海的西沙、南沙鄰近海域，幾乎每月一次，炒作“南海軍事化”議題，加劇南海海域的緊張局勢。領土海域爭端十分敏感，不僅關乎中國核心利益，而且影響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這些問題背後往往有著複雜的國際因素和大國博弈的影子，解決難度較大，安全風險將長期存在。
（二）外部戰略圍堵體系化和聯動化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和綜合國力逐步壯大，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陣營對華戰略圍堵也日益增強。2001年美國占領阿富汗後，聯合盟友共同構建了一條環繞中國的“C形包圍圈”①。東邊北起日、韓，經以琉球為中心的“第一島鏈”和以關島為中心的“第二島鏈”，再加上以夏威夷為中心的“第三島鏈”，主打海洋島鏈環狀戰略包圍圈，重點遏制中國能源進出口路綫和海洋貿易，威脅東部繁華地帶和渤海灣；西邊從印度到阿富汗的地緣鎖鏈，主打陸地圍攻，遏制中國進入中亞和中東的陸地綫路，威脅中國西北和西南腹地。如此嚴密的C形包圍圈封鎖使中國生存與發展空間面臨空前壓迫：東出太平洋要道被美、日、韓封住，南下海域不時有島嶼主權爭端、海洋權益紛爭，以及美艦“自由航行”的騷擾，西有人口大國印度作為備選企圖替代中國產業鏈，如果再加上北邊俄羅斯的能源斷供和南邊澳洲、印尼原材料的控制，就形成了看似完美的“Q型絞索”體系。然而，美國從阿富汗倉皇撤軍，以及俄烏衝突引發美歐與俄較量升級反向促成中俄戰略協作等一系列“灰犀牛”事件，打破了“Q型絞索”的西部和北部環節，迫使美國不得不收縮包圍圈，重點構建“印太戰略框架”，強化“離岸平衡戰略”同盟體系，以遏制中國發展。
“印太戰略框架”將中國周邊變為地緣政治博弈的焦點，聯動周邊鄰國帶頭制衡正在崛起的中國，在軍事、經濟、科技等多領域持續打壓，構建對華“多點一綫”的包圍圈。在軍事圍堵方面，以美日同盟為核心，鼓動日本突破“戰後體制”，增加防衛預算，謀求軍事外向性，強化與韓、菲的同盟關係，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系統，在菲律賓呂宋島部署中導系統，以“美英澳三邊協議”（AUKUS）聯合澳大利亞參與軍事演習，以“四邊合作機制”（QUAD）拉攏印度，使地區安全機制呈現“陣營化”趨勢②；在經濟遏制方面，推動“印太經濟框架”（IPEF），鼓動越南、印度等國家承接中國製造業轉移，替代中國主導的區域供應鏈；在科技封鎖方面，對中國海事、物流、造船業及高端半導體進行“301調查”并實施制裁，啓動“芯片聯盟”“清潔網絡計劃”，限制中國獲取半導體、人工智能等高端技術，如對華為斷供芯片，嚴格管制荷蘭ASML光刻機對華出口，在經濟層面對中國形成結構性壓力，構成事實上的“經濟安全圍堵”；在意識形態對抗方面，炒作“人權問題”“債務陷阱”“環境保護”等議題，拉攏盟友對中國施壓。這種體系化和聯動化圍堵，除了針對中國，還試圖削弱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聯繫，阻止“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有效實施，使中國周邊安全形勢更加嚴峻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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