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必須承認，全球化的確發生了新的變化。首先，網絡經濟和數字經濟的出現，為資源配置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當印度軟件工程師為各國移動電腦使用者提供售後服務的時候，當世界各國的科學家為解決技術難題編寫程序的時候，人們發現，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的確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跨國人口流動被阻礙，但是，人力資源配置卻正在發生。當一些公司充分利用網絡平台，為各國技術人員提供各種技術項目，讓他們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從而獲得相應報酬的時候，一個虛擬的全球化正在形成。
這種借助於網絡平台形成的全球化，為資源配置提供了新的模式，同時也悄然改變各國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過去企業是生產要素的組合，人們借助於土地、廠房、設備，創辦一個企業創造財富，可是如今，人們可以在網絡平台上，創建一個虛擬的企業，在這個虛擬的企業，組織各種生產要素創造財富。各國科學家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利用網絡平台提供的機會，成為虛擬企業的工程師或者設計師。這種網絡平台經濟，的確不同於傳統的全球化經濟，它是一種帶有虛擬化狀態的全球化。
這樣的全球化，對於那些網絡經濟和數字經濟相對發達國家而言，毫無疑問，是一個巨大的機遇。這些國家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數據庫，發現更多的人才，利用各國的科技人員，創造更多的財富。更重要的是，如果掌握了網絡這個重要的生產工具，就可以搭建無數平台，在虛擬的世界組建全球化的企業，巧妙規避各國的法律制度，特別是稅收法律制度，從而實現利益最大化。
數字經濟時代的全球化，改變了資源的配置方式。歐洲聯盟已經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規定，對美國等一些國家大型網絡平台企業徵收高額關稅。法國等一些歐洲聯盟國家的立法機關制定專門的法律，對一些數字經營者實施特殊管理，確保本國經濟不會受到虛擬世界全球化的衝擊。
其次，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南北差距越來越大，世界矛盾越來越尖銳。即使在一個國家的內部，由於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之間生活水平和生產力發展水平差距拉大，矛盾變得更加尖銳復雜。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些多民族國家，由於不同民族生產力水平差距不斷擴大，沙文主義甚囂塵上。從一些國家內戰爆發的原因來看，正是由於各民族之間生產力發展水平不一致，處於相對優勢地位的民族通過修改憲法和法律，試圖擴大自己的優勢地位，占用更多的資源包括政治資源，從而導致戰爭爆發。
從斯里蘭卡的泰米爾猛虎組織，到中東地區巴勒斯坦問題；從巴爾幹半島種族衝突，到烏克蘭的俄羅斯人被屠殺，所有這些充分說明，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如果只看到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而沒有看到其背後流動的方向及其內在規律，那麼，分析全球化的時候就會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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