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務之急是要建立公開透明的信息披露機制，把上市公司放在玻璃魚缸中，時刻接受投資者的監督。證券監管機構加大打擊力度，對於那些公然違反法律規定的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實施嚴厲的制裁措施，追究其刑事責任，確保上市公司的外部投資者在公平環境中從事投資活動。可以毫不客氣地說，上市公司數量和規模與綜合指數價格之間沒有必然聯繫。雖然一些國家的股票市場綜合指數價格不斷上漲，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上市公司的數量越來越多。分析中國貨幣政策，必須把貨幣政策的影響與資本市場的表現適當區分開來，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因為那樣很可能會做出錯誤的判斷。
我國一些經濟學者分析中國經濟問題的時候，很善於進行橫向比較，通常使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理論，分析中國經濟問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這樣做無可厚非。但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式現代化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之上的現代化。分析中國經濟問題既要充分考慮到中國與世界經濟之間的密切聯繫，但同時也要考慮到中國的國情。譬如，分析“弗裡德曼悖論”的時候，必須充分意識到中國貨幣政策的走向，仔細研究資金流向，因為衹有這樣，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只要考察中國貨幣政策實施過程中資金動向，人們不難發現，無論是擴大基礎設施建設規模，增加財政補貼，還是加快國有企業兼並重組步伐，其目的都是為瞭解決公有制條件下，資源合理配置問題。
當然，通過增量解決存量問題，能否達到預期的目的，還可以深入研究。但是不管怎樣，如果忽視了中國實際情況，沒有看到我國貨幣政策調整與經濟結構之間的關係，那麼，很難得出正確的結論。
國家貨幣政策對於那些依靠海外融資發展起來的網絡平台企業和數字產業領域的高科技企業不可能起到促進作用。在我國經濟結構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的情況下，增加發行貨幣量可能會適得其反。弗裡德曼作為美國著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斷定任何通貨膨脹都是由超量發行貨幣的結果，從一般情況來看，判斷完全正確。但是，由於中國超量發行的貨幣，並沒有直接流向新經濟領域，而是大量沉澱在國有企業，由國有企業增加投資，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的步伐，因此，很難把貨幣發行與通貨膨脹聯繫起來。不少學者鸚鵡學舌，認為超量發行貨幣必然會導致通貨膨脹，他們忽視了弗裡德曼判斷的基本假定，忽視了中國貨幣的流向，因而難免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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