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吃一驚。 “當八百五十萬人找不到工作時，我們怎麼能接近自然失業率？”我問。
本特森盯著我看，好像我掃了興。坐在桌旁的其他人向我解釋說，上一次失業率即將降至6%以下時是在1980年代末，那時工資開始上漲，推高了物價。“我們不能讓華爾街失去信心。”他們附和道。
但眼下的經濟與當時不同，這次工人們不會要求加薪。1991-1992年的經濟衰退是一個分水嶺。大多數失去工作的人都沒有被他們的前雇主重新雇用。事實上，工作不安全感現在很普遍。大公司正在裁員。中型企業則是外包和分包。
出於對勞埃德的提議將會落實的擔憂，我加入了政治解釋。我說 “我們可是民主黨人，即使我們正在接近低失業率可能引發通脹的危險區域，我們也應該寧願選擇更多就業機會，而不是提高股市的市值。這就是為什麼是我們坐在這裡，而不是共和黨總統的經濟顧問坐在這裡高談闊論。”一兩個人點頭表示同意，鼓勵我繼續說下去。 “所以這是我的建議：總統應該警告美聯儲不要進一步加息。”
我的想法被拒絕了。但慶幸的是，勞埃德的想法也被否了。
勞埃德確實有這樣一個觀點，一定程度的失業率會引發通貨膨脹，無論那個神奇的程度是多少，它仍然會使數百萬人失業。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就產生了，數百萬人失業或就業不足，但由於雇主無法填補工作崗位，工資卻開始攀升。有觀點解釋說，這是因為他們不能用這些失業的人來填補工作。這些人找不到工作，是因為他們缺乏教育，或者技術不對口，或者沒有清楚自己的定位，或者歲數太大。
因此，無論“自然”失業率是多少，我們都不必假設它是固定的，我們應該盡可能地減少失業率。
我們一直在就赤字和利率進行枯燥的辯論，就好像它們才是唯一的變量，就好像我們在處理不變的物理定律一樣。但經濟學不是一門自然科學，它的“定律”可能會發生變化，而更軟性的變量，例如無知、孤立和偏見，則與自然科學完全不同。我希望我能向他們展示坎寧安神父在底特律的項目，或者東洛杉磯技能中心，或者擁有著大量試圖讓自己變得更優秀的成年人的社區大學，或者像克利夫蘭的L-S Electro-Galvanizing這樣的積極提升員工技能和加強團隊意識的傑出企業。
我們是應該幫助更多美國人成為有生產力的公民，還是幫助更多股市交易員保持信心？前者和後者哪個更重要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