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時機、地點和方式來看，自日方迫於日趨升級的中方外交反制壓力，最終於9月24日釋放詹其雄以後，此次扣船風波引發的中日正面對峙業已從最高點逐步下降，兩國高層在善後的同時，均積極致力於探索修補兩國關係的渠道和方式。日本因其國內政治體制、社會制度所限，在事後有反對黨窮追猛打，右翼政客為了政治利益借機渲染，少量右翼分子上街遊行等民意表達，實屬正常現象，不代表日本執政黨和菅直人當局的對日政策方向，也不代表日本政壇諸多有識之士的對華理性看法。
日本當局在此次扣船風波問題上固然誤判形勢，最終不得不懸崖勒馬，但事後仍在積極謀求修補兩國關係，中日雙方均有盡快讓受損的兩國關係盡快重回健康正軌的自覺意識。
在此背景下，日方少數右翼分子甚或反華勢力的國內遊行，並不一定需要中國國內予以反制，更不值得以大城市人口密集地的大規模遊行來應對。畢竟，此類民意表達對中國大城市造成的壓力和損失，無疑遠遠大於日方。如此反制，實屬得不償失。
從內容、訴求和影響來看，此次遊行依舊打著“抵制日貨”這一早已被證明是無效、無益，甚至可以歸於無知的商業民族主義口號，依舊冒出諸多針對日本在華企業、民眾的盲目排日、反日口號，甚至不乏充滿極端、恐怖、血腥意味的標語口號，不僅無助於有理有利有節地對日施壓，也無助於向國際社會表達自己合理合法的正當訴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