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民主改造”同樣是個政治悲劇。伊戰前，薩達姆政權的主要問題是統治基礎日益變窄，但該國政治效能依然強大。“這個政權和伊朗國王及沙特王朝，甚至與埃及人的政權不同，它對於居統治地位的掌權者都具有令人生畏的紀律約束”。憑借這種有效性優勢，伊拉克如果一旦重新走與民眾相結合的道路，其仍具備東山再起的可能性。但美國占領伊拉克後建立的所謂議會制民主，表面使伊各派利益均得到照顧，但卻極大摧毀了該國政府的行政效能。
該國百廢待興，本來亟需鐵腕統治和中央集權，但現行政體卻使其陷入教派矛盾抬頭、重大問題議而不決的孱弱狀態。未來，伊拉克最好的情況也不過是維持弱勢政府，而很難恢復原先地區強國地位。
而當下的中東政治變遷大潮中，強人政治越來越難以維繫，“第四波”民主化似乎已不可阻擋。然而，看看目前戰火紛飛的利比亞，以及政局動蕩的也門，其未來前途怎麼看，都讓人感覺無限悲觀，而沒有絲毫跡象表明這些國家會變得越來越好。
如果說不民主類似於肌體病灶的話，那麼國家盛衰就相當人的生死。想要去除身體病灶固然是件好事，但前提是不要把命搭進入。這種改進就是所謂的“帕累托最優”。民主化也是如此。如果一個國家的民主化是以導致國家衰落為代價，那麼這樣的民主化不要也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