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台灣來說，重大經濟犯的遣返、食品安全事件所涉及的責任及賠償問題及投資保障協議等問題，具有其迫切及必要性；然而對於大陸來說，協議內容將儘可能避免具有主權爭議之相關協議，而文化教育等議題，自然便是敏感性少、爭議性較小，故雙方都有其自身的考量，其迫切性與必要性議題亦不相同，這是十分自然的事。
雙方求同化異的考驗正將開始，諸如像一個中國內涵的爭執、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 爭端解決機制、台商的看待、司法管轄權、仲裁機構及地點、官署稱謂等敏感性問題，如果雙方不能務實協商，看大局捨小利，眼光放遠，尋求雙方都可接受的共識，倘若如果雙方都陷入自身的局限性，那麼兩岸的談判，只會更加棘手，能夠達成的協議也會越來越少，兩岸也充滿著不確定性及變化性，那實非兩岸人民之福，對兩岸長遠的發展自然產生不利的影響，誠如國台辦主任王毅所說，只要兩岸關係仍然有序發展、穩定發展、良性發展，相信兩岸關係必能以溝通及時間化解歧見，第六次江陳會所暴露出的兩岸歧見，以兩岸全體中國人的智慧，必能從中找出化解歧異之道，以使兩岸關係能夠更正面的發展。
此外，兩岸談判也不再高來高去，由於兩岸已經開始累積互信，許多意見雙方也都可以開誠佈公，江陳第六次會幾乎已經完全任務化、單純化，這對未來日後協商也立下一個好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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