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兩岸當局及民間都應該為和平發展繼續努力，就各式各樣兩岸交流議題進行探討，並且拋出自己的看法，傾聽對方的想法，再尋求雙方最大共識。此次台北會談，對於藍綠最大的價值，在於朝向“中華民國”趨同化；對於藍紅最大的價值在於求同存異；對於綠紅最大的價值，雖在許多看法上仍是兩條平行線，但包容與尊重卻展現出雙方高度的智慧。值得注意的是，民共論戰的主軸變成“中華民國”，是否顯示藍營在“中華民國”與中華民族論述的不足？受到低民調的影響而不敢大聲喊出自己的主張？
馬英九日前對於兩岸和平協議發表看法，認為大陸應先提出兩岸和平協議的實質內容，說明和平協議應扮演何種角色，可否讓兩岸關係比現在做得更好。馬英九說“1990－1991年“修憲”時，終止動員勘亂時期，廢止臨時條款，即不再將大陸視為叛亂集團，台灣對大陸早已作“合情合理的安排”。這段談話，或許除了希望大陸應先提出和平協議的構想及版本，以便使兩岸能有一個政治對話的焦點；更期待大陸能夠早日找出對台灣“合情合理的安排”。
總之，台北會談的價值性與功能性不言可喻，如果參加者能夠更多元，各種障礙能夠有效排除，更能突顯兩岸對話與交流的必要性。認同確實是從觀念形成開始，互信的建立是一種雙向和多次博弈的過程，決定互信是否達成的根本要素，在於合作各方對於利益的預期和利益實現程度之間的差距。
兩岸缺乏政治互信，是因為雙方心理秩序的失衡，安全需求無法得到滿足，也造成了一種困境。兩岸政治互信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現實，倘若兩岸社會在各項價值及思想上趨同，那麼政治互信自然才有發展的可能。
我們必須很清楚的知道，兩岸當局儘管對於雙方的表現及制度無法完全的認同，但同為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是很清楚的，同根同源的歷史經驗需要彼此分享與包容，目前，無論是海峽哪一邊，對於對岸的制度及生活型態，都缺乏認同。台灣方面或許認為大陸不夠民主、自由、人權、法制、道德及生活習慣不佳、食品安全及公共道德缺乏；大陸方面或許認為台灣是假民主真民粹、自由而無秩序、做事無效率、海島夜郎心態、缺乏國家民族觀、不夠大器等，這些看法未必如此，但也就造成兩岸民間，對於對方當局缺乏制度及認同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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