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銀行業如此巨虧難以彌補，資本金不足這一根本性問題未解決，惜貸局面沒有明顯改觀。如在銀行業未完成資產重組的情況下實施“退出策略”，可能引發新一輪金融動蕩。近期杜拜債務危機也引發了新一輪金融危機的擔憂。美歐要化解銀行業風險，必須對其進行大規模注資，充實其資本金，完成資產重組。但政府面臨難題：對銀行再注資可能得罪本已對銀行業憤怒的選民，決策者面臨政治風險；銀行業資金缺口巨大，而政府財政早已不堪重負。
第三，各國在“退出”問題上還需要相互協調。實施“退出策略”還有“外部性”的問題，即一國採取行動會對其他國家造成影響。比如，前一段時間德國曾計劃緊縮財政，以緩解不斷惡化的財政赤字，這引起了歐盟其他國家的擔憂。因為德國緊縮財政，削減公共支出，這意味著德國的總需求會減少，影響到歐盟其他國家對德國的出口，進而影響其他國家經濟復甦。這在在國際層面上也是如此，如果歐盟單方面實施退出策略，必然影響其他國家對歐盟出口。
因此，世界各經濟體在實施“退出策略”時，必須相互協調，以避免一國單方面“退出”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令世界經濟重陷入衰退。此次中歐峰會，雙方呼籲世界經濟體繼續保持刺激措施，重要性也正在於此。未來，如果隨著各國經濟形勢不同，比如有的國家是依然處於衰退，而有些國家出現通脹，這時各國能否順利協調將是一道難題。
此外，“經濟退出”設計到複雜的技術問題，比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誰先退出，鞏固財政依靠增加稅收還是削減開支，具體數額如何計算等等。而當前世界各國經濟政策上還是主要忙於如何應對危機，“退出策略”還沒有成型方案，更不用提實施。未來隨著經濟形勢的不斷好轉，各國政府在這方面的壓力也應該有所增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