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業與高考相比，最突出特點就是公平性很低。因為就業並不是全憑本事，甚至主要不是憑本事，這在文科類崗位比如公務員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是，一個沒有背景的一本畢業生，很可能沒有有個“好爸爸”的三本甚至專科畢業生謀得的職位好。“北大才子”賣豬肉、大學生當掏糞工，只是幾個典型例子。結果，“龍的孩子還是龍，鳳的孩子還是鳳，老鼠的孩子只能去打洞”的“身份遺傳”現象，越來越突出，階層固化的現象越發嚴重。
實際上，除了大學生就業外，其它階層流動的途徑也存在著明顯的“身份遺傳”現象。去年，河南省固始縣公開選拔鄉鎮長，選出的12人中，除了一人出身富商家庭外，其餘都是官員子弟或親戚。它的發生其實有著目前人才選拔機制上的必然性。據統計，近年來新加入公務員隊伍的高校畢業生中，農民或工人子弟所占比例非常低。“官二代”轉換為“二代官”的現象，越來越突出。
社會層級固化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它不僅嚴重削弱社會發展的活力和動力，使其失去人才保障，而且也會激發底層青年對社會的不滿甚至憤懣。從歷史上看，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能延續那麼長時間，與隋唐後實行科舉選士的制度有極大關係。正是這一制度，使出身底層的青年精英公平地獲得了進入上層的機會，一方面給國家發展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也給學子們帶來了動力和希望。
而在全球化時代，如果封建社會“下品無士族，上品無寒門”的現象重現——哪怕是一定程度上重現，那對國家的危害性也是非常嚴重的。作為一個正在崛起中的大國，我們只有把人才資源最大限度地利用起來，才有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而建立一個有利於階層流動的社會機制，防止階層間壁壘出現，則是實現這一點的前提和保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