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參選人就一定要與中國為敵。實際上，兩黨政客都承認與中國合作的必要。民主黨人強調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各國協力，重視中美經貿關係；共和黨人也看到，要解決朝核等全球安全問題，中國不可或缺。在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現實下，管控矛盾、尋求共贏仍是主流。美國政治的多元和制衡特征決定了，極端的政策主張難以占上風；意識形態導向再強烈的領導人，也須在現實的多重博弈中找到理性落腳點。政客們在競選階段為吸引一部分選民而不無誇張的主張，進入實際政策制定和執行階段，必然要受到多元利益的約束，趨向緩和。
但是，隨著世界經濟與政治格局的演化，特別是中國更加積極地參與塑造世界秩序，中美關係必將進一步複雜化。經濟上，兩國還將相互滲透依賴，同時面臨永恒的利益競爭；政治上，兩國體制的反差日益凸顯，對話的機會增多但溝通的難度卻在加大。中美和平共處，需經過雙方努力方可達致。中國領導人提出建立“新型大國關係”，顯然是意識到了這種複雜性的挑戰。其要義是管控分歧、防止戰略誤判。不過，要真正避免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必有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並不能僅僅依靠兩國領導人的承諾和意願，更要正視兩國結構性矛盾在各自社會造成的深刻影響，並加以妥善應對。
格外需要警惕的，是被猜忌與怨恨所綁架的民族主義情緒。毋庸諱言，民族主義抬頭，是當今世界範圍內的普遍現象。這恰恰是全球化深化後經濟社會矛盾積聚的表現。即便在深深受益於全球化的美國，就業流失、貧富差距導致社會憤懣不斷鬱積，在此次大選中便被特朗普等“另類”政客所發掘，發出貿易保護、拒斥移民的經濟民族主義主張。在中國，民族主義則與不斷被強化的屈辱歷史記憶、“冷戰”鬥爭經歷相交織，被30多年艱苦生聚的國力相催化，形成一股日益難以掌控的能量。負面情緒需要充分的公共空間來表達和釋放，否則，它便可能如洪峰激流通過狹窄河道，隨時可能迎頭相撞。
37年前的春節，鄧小平訪美，為中國改革開放營造了長期有利的外部環境。如今，中國面臨全面深化改革、轉變發展方式等重重挑戰，同樣需要穩定的外部環境。中美關係是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透過此次美國大選，中國方面可真切感知美國民眾如何看待“中國影響”，知己知彼，尋求理性應對之策。
（來源：財新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