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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一鳴（中評社 林艶攝） |
中評社香港9月8日電（記者 林艶 段曉魯）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新聞聯)副主席、時事評論員郭一鳴日前圍繞香港住房有關問題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表示，土地房屋問題已經衍生為香港社會最大民怨，已經不單是一個民生問題，而是上升到政治任務。他認為，解決當前住房問題應該突破三個方面的制約性障礙：一是法律障礙，二是制度性障礙，三是香港特區政府官僚文化。以下是此次專訪的具體問答內容：
中評社記者：您如何看待香港當前的土地房屋問題？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香港其實有大量的土地，包括郊野公園、農地、棕地和丁屋，您認為特區政府為何在以上四個方面總是難以取得突破？為何特區政府放著這麼多的土地不利用而要去推行“明日大嶼”計劃？
郭一鳴：香港的土地問題不是回歸後才存在的。有道是“香港居，大不易”，對一般市民而言，在香港買房從來都不容易，從來都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那麼，回歸以後這個問題為何會成為一個突出問題？一方面，從縱向來看，香港住房不能說是變得更差了才引發不滿，而是有了橫向參照作對比。香港人均GDP是區內最高，樓價列全球最貴城市之一，但很多人住劏房、納米樓，港人住房質量比深圳、廣州以及亞洲地區臨近國家如新加坡等都要差，特別是內地很多城市的住房條件比起香港越來越好。這種強烈的對比，就令住房問題漸漸變成最主要的社會問題，也可以說是最大的民怨之一。
很多人會問，香港不是沒有土地，為何居住條件無法提升？這主要是涉及土地政策和經濟結構問題。回歸以來香港經濟繁榮發展所帶來的大量財富，在各個行業中最大得益者無疑是地產商，政府財政收入包括：賣地、差餉、印花稅和土地投資等，其中相當大的比例和土地房屋有關，一直以來香港政府有所謂“高地價政策”，地價愈高，政府賣地收入愈多。與此同時，特區政府本身也可以說是最大的開發商，它是上市公司“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大股東，而港鐵是香港最大的發展商之一，主要贏利依靠發展地鐵沿線各站的上蓋樓宇。特區政府本身是土地供應者，同時也是地產商，這種雙重角色本身就有問題。香港今天的土地房屋問題的問題涉及很多複雜因素，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經濟結構因素，而特區政府亦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另一方面，從歷史來看，特區政府也不是沒有試圖解決房屋問題。回歸初期，董建華提出了“八萬五計劃”，但結局以失敗告終。當時正好遇到亞洲金融風暴和非典，加上因為觸及方方面面的利益，遇到各種阻力，以及回歸初期特區政府運作的磨合存在不少問題，諸多因素疊加起來，在短時間內出現樓價狂瀉，不少物產變成負資產，很多業主財富蒸發苦不堪言，“八萬五”成為一個負面名詞。後來，特區政府出手救樓市，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孫明揚在任內曾推出“孫九招”來穩定樓市。因此，我們也要了解這個背景，不能把土地房屋問題放在一個封閉的空間來討論。可能正是因為“八萬五”這段經歷，後來各屆特區政府對房屋問題都顯得極為小心謹慎，甚至無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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